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种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但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作出评论依然很难。抗日战争的苦难,是现代中国集体记忆里的创伤经验,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自己就先要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