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纂《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横抑的明君；而且还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的需要，后者则是要站稳党的立场去解释历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配合一下，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

饶宗颐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是要有这个正统，其前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饶公文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 judge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

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基层有自己的文化网络，调节了各方的权力，维持了民间村社的自行运转。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深入拓展到各个地方之后，却出现了“政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就是国家政权愈是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地方的社会愈是破败，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网络失效，政府的威权取代了传统士绅族长赖以维持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比如说关帝。崇拜关帝不只是民间的“迷信”，也是传统帝国认可的行为；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关帝可保风调雨顺；对皇权来讲，关帝是忠君价值的终极体现。政府不只不破坏民间的祭祀结社，反而积极介入出一把力，于是一个关帝，政府民间各取所需，互相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