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恶搞”真有那么可怕吗？表面上混乱了主流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笑话就真能动摇国家大本吗？有些文化研究学者喜欢引用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论著，指出传统欧洲城镇的狂欢节是对社会秩序周期性的破坏。在这类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对里面，小丑可以临时扮演国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时法相庄严的神圣象征此时都成了嬉闹的对象。同样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也绝不罕见，即使规矩严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庙会也是男着女服，女扮男装，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腾得没了。中央纵有不满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不难理解，这些玩笑不只无伤大雅，反而还宣泄了过度的压力，有助于日常状态底下固有秩序的维续。所以这种颠覆只不过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无伤大雅。

如若草木皆兵，反而会催生一种非常犬儒的道德态度，政府大可以宣扬任何主张，但人民不只不会认真对待，反而怀疑它们的真实。久而久之，所有的学习，所有响应号召的行动都成了虚应故事。然后笑话和“恶搞”就来了，他们表面上心悦诚服，私底下则把种种的训条变成笑料。

当代大哲齐泽克说：“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识形态太过当真，而且付诸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因为它期许于人民的，不是他们严肃领会它所颁下的教条；而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的犬儒心态。

由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现代国家通常不愿太过介入道德领域，进而把国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国家存在的目标之外。也就是说，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为尧舜，并非国家关心的问题。尽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两断，但现代政府一般都不会承认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个道德的目标和相应的政策。中国的情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来，道德学习就是政治动员的一环；而政治动员又是响应形势变化，巩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