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总结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信念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的确也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最猛烈的人。

在《国富论》的第一卷结尾，他痛斥商人“欺骗和压迫公众”，不只说他们“下贱”和擅使“卑怯的阴谋”，还说“商人工匠只知道为一己的利益，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有钱可赚的地方”，甚至把他们形容为没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会的“庸俗”。

相反的，亚当·斯密在《通德情操论》里指出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资本主义鼓其掌，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表面看来，亚当·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明知市场经济无益于人性之完善，明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视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体制之外。因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背景底下，他首要的战斗目标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可以把人民从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系，还人以自由，买卖、投资和定居的自由，再来则是信仰与为善为恶的自由。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民主选举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游戏规则：参与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须和其他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还得一起生活下去。于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觉得还算公平的规矩，然后按规矩办事。在这个意义上讲，选举乃至于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游戏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人我共存的问题，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团结的目的。

今天我们有不少自由主义者喜欢宣扬民主选举的价值，觉得这是最能体现公民自由的政制设计；也有一些保守派从道德立场怀疑自由主义可能会令个体无限膨胀，最终导致社会的瓦解。大家很容易忘记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义真正想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如何让众多分歧甚巨的个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使不同的人生愿望并存不悖。这就是规则的作用，也是尊重规则的意义。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它这么热衷于推动学校体育运动，这么喜欢为各种运动设计规划，或许不只是巧合。

他隐居于美国佛蒙特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住在一个类似传统俄罗斯乡间小别墅的田舍里。他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

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种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信徒。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一点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难怪苏联思想史专家列斯里·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说他是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索尔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们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可是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要是批判共产主义体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因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乐园圣域。不，索尔仁尼琴不是这一类型的异见分子，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经验而高呼“来生不做俄国人”，也没有因为主人家欢迎自己就替他说尽好话。他居然很不识时务地痛骂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

这本来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气。因为正如西方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萨特所说的，“索尔仁尼琴是最危险的”。他的著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岛”这个虚构概念变成专有名词，为后来勃兴的人权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础，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为“现存社会主义”是条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们一向知道铁幕那头传回来的消息，只是他们沉默迟疑，直至索尔仁尼琴带来最坏的证言。许多人后来回忆，都说索尔仁尼琴是他们转向觉醒的关键。他令那么多人右转，但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大家预想的右派。转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不干脆和他们一起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没有改宗的“新左派”则一方面庆幸他不像其他异见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国就成了美国人；另一方面却不满他不像哈维尔等东欧知识分子，不试着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线。

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悲剧。他坚持住了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致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相信马克思）。无论何处，格格不入。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假如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剧。

起初，“西方自由世界”以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一种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不是他们无罪，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我们必须放弃对明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体制和它的历史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匈牙利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 Rev）所说的，许多发生在身边的往事，他们这些过来人要到现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国安单位的秘文件与审讯记录里一片片地拼凑复原；可是历史仿佛真的终结了，二十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没人有兴趣再问。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谁还想知道更多？尽管索氏的见闻其实相当有限。就和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他们有说真话的勇气，可是非常可惜，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么地少。这是索氏的第一个悲剧，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撑不下来；然而正是这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试着掌握全局，特别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

自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核武器一直就是种象征的和心理上的武器，因为没有人会真正使用它，几乎连想都不敢想。为冷战时代核武恐怖平衡奠下理论基础的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在《广岛的遗产》一文中析述这个禁忌的生成过程。他指出，美军在韩战陷入危境和法军在奠边府遇困的时候，都分别有人很认真地建议使用核武，可是这些建议都不被采纳。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时代，核武的“非常规武器”地位就更是不可动摇了。东西两大阵营制造出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全是为了保存第二次打击对手的威吓力，也没想过要真正应用在战场上。即使是苏军在阿富汗陷进了泥沼，西方的分析家和媒体也没有提过苏联使用核武的可能，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明白核武是种只能拥有不得投放的绝对禁忌。因此谢林提出了一个“怪论”：当年美苏双方在欧洲部署了大量的常规兵力，又各自投入巨资扩充军备的举动，其实也是种“限核”行为。发展常规武装，正是为了表明限制非常规核武的决心。万一有一天真的要打仗，我们大家也不能用原子弹，所以最好弄些精良的飞机和战车出来。

捷克历史学家赫洛奇（Miroslav Hroch）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复兴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很像。这个著名的“欧洲火药库”原来分属奥匈、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当时各个老帝国的原有体制分崩离析，很多城市精英感到自己熟悉的政治与生活环境完全变了样，前路茫茫。正好民族主义思潮从外涌入，于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语言文化是个可以拥抱的东西，所以就生起了民族意识，纷纷争取建立自己的国家。

二次大战之后的南斯拉夫是个共产党政权，建立在各民族“共和”统治的基础之上，它不只巩固了几十年前突然出现的民族身份，甚至为了方便统治而“发明”了几个新民族。但是等到柏林围墙倒下，南斯拉夫等政权一一垮台，老局面又复活了。对许多适应不了剧变的人来讲，比起民主、自由这些外来的抽象观念，语言和文化乃至于血统要来得扎实多了。所以一度被压抑了民族身份的各个族群再度奋起，不是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各族的老大，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外族居住的纯净国家。

顿然迷失于礼崩乐坏之世的人民不顾一切追求稳定的认同，加上激进派政客夺取权力的野心推波助澜，就酿成了我们现在在科索沃看见的乱象，多么吊诡又多么可悲。更令人忧心的是，政治激进派与虚妄的族群意识造成的悲剧好像不独是巴尔干的专利。

所有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会同意，“民族”这个东西的最大谜题，就是在于每一个民族都宣称自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偏偏从历史上仔细去看的话，每一个民族实际出现的历史却又是不成比例地短。

就以科索沃问题涉及的两个民族来看吧，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宣称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很独特，足以区分彼此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仿佛自古以来他们就是两种人，只不过在过去的时间里出了些错误，所以他们才很无奈地被迫混居同一块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之一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民族应该统一，而一个较大区域里的某个少数民族就该独立建国。这些民族早在统一或者独立这些政治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过去一直被压迫被蒙蔽，当他们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他们就要建立国家，实现自己的天命。

可是，这种几近常识的说法其实只是个神话。在所谓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存在。例如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时候，如今所知的各族原本就混居得相当好，对大部分农民来讲，什么“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果不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概念。当年唯一足以区分帝国臣民的概念是宗教，人们只知基督徒与穆斯林不同。

这么说不是否定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是说它们不构成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建立在文化与语言差异上的族群概念不是自然天生的，或者用英国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说法，它们不是“先在的”（primordial）。既然如此，今天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这些前南斯拉夫国民，为什么突然会如此热切地拥抱民族概念，为了本来不太重要的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拼个你死我活呢？

中东战争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双方都公然奉行一种违背了现代战争观念的策略和理论，只有滥杀，没有无辜。然而这又是何等诡异的逻辑呢？我们当然知道军人与平民的区分往往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大家承认，但真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可是大家仍在表面上维持这个虚假的共识是有理由的。再引罗尔斯的话：“任何让敌方人民心怀恐惧或胡思乱想，以为将来会遭到仇恨和报复的做法，都必须禁止。尽管不容易做到，但当前的敌人还是必须被看成是将来在共享且正义的和平中一同合作的伙伴。”也就是说，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的目的依然是长远的和平。如果不加区分地滥杀平民，对方的平民将来又如何可能与你维持和平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