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困在伦敦的交通阻塞中，心烦焦虑，突然那片树林的景象又涌现了出来，将那些排得满满的会议和未答复的信件都一一撇开了。我的思绪被带离了繁忙的交通和拥挤的人群，回到了那些我叫不出名字、却非常清晰可见的树木面前。这些树木成了我思绪得以休息的避风港，它们保护着我，使我免于陷入焦虑的漩涡，并且在那个下午给了我一小部分生存的理由。

在我前往湖区的几天前，我发现有一本19世纪的书讨论华兹华斯对鸟类的兴趣。该书的序言中提示了运用多重视角看待事物的好处

我相信，如果这个国家的地方消息、每日新闻或一周大事不仅记载这块领土上伯爵、尊贵女士、国会议员和大人物的启程和返程，而且也记录鸟儿的抵达和离去，必定会给公众带来乐趣。

如果我们对这个时代或精英的价值观感到痛心，那么思及地球生命的丰富多采，或许会让我们感到释然，让我们记住，这个世界除了大人物的事业，还有在原野鸣叫的草地鹨。

在机场，最引人注目的东西莫过于机场大厅天花板下悬着的一排排电视屏，上面显示着进出港的飞机航班的情况；这些显示屏，不曾有美感上的考量，放在整齐划一的罩盒里，屏上显示的文字版式呆滞乏味，却能使人兴奋，触发想象力。东京、阿姆斯特丹、伊斯坦布尔；华沙、西雅图、里约热内卢。这些显示屏能引发人们诗意的共鸣，一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最后一行“的里雅斯特、苏黎世、巴黎。”不仅明晰地记录了小说《尤利西斯》的写作地点，同样重要的是，它揭示了隐藏在这一行文字背后大都会精神的象征。源于这些显示屏的，是持续不断的召唤，有时还伴随有电视屏上光标不安分的闪烁，似乎在昭示，我们既有的生活多么容易被改变：假设我们走过一条通道，登上飞机，那么数小时后，我们将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

从里海到斯劳，飞机是尘世的一种象征，带着它飞越过所有地方的风尘；它永不停歇的飞行给人们以想象的力量，藉此消解心中的沉滞和幽闭感。

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