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理论基本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简要地讲,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所以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没有必要,甚至有害。凯恩斯主义则强调市场不总是有效的,在市场力量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时,需要政府的帮助。

另一个例子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长期和短期的两难选择。
发达国家总的政府债务负担从全球金融危机前对GDP74%的比率,上升至2012年的110%,显著超出了90%的警戒线。债务负担高悬,使得欧、美、日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紧缩压力,加税和减少开支的财政紧缩必然影响短期需求。在欧美银行面临去杠杆压力、货币政策扩张效率降低的情形下,财政紧缩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伤害尤其大。但现在的财政紧缩有助于保证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降低私人部门未来的税收负担,有利于长远的增长,这是主张即使承受短期痛苦也要财政紧缩的一派的主要论据。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反对的一派强调财政紧缩拖累经济增长,在脆弱的经济环境下,使得失业率持续处在高位,长期失业的人技能降低甚至散失,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或供给能力下降,即使以后经济复苏了,这些人也很难就业,政府的未来税基受到伤害。按照这一派的观点,财政紧缩既不利于短期增长,也不利于长期增长,甚至不能改善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人们的消费行为,尤其是基本消费以外的可选消费,受当期的收入、资产价格(财富效应),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等因素影响,后两者短期的波动尤其大；企业的投资行为受融资条件、对未来需求的预期或信心影响,其中存货变动的幅度往往较大；出口则受外部需求和市场环境包括汇率变化的影响。
所以,宏观经济分析一般把GDP增长的短期变化归结为需求的拉动作用,在分析短期经济波动时,我们可以假设潜在增长率不变,或基本稳定。大家预测未来一年的增长时往往从总需求的三驾马车入手。

总需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所谓驱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投资需求可以进一步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厂商持有的存货的变动。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出口往往被称为最终需求,存货的变动是中间需求。另一种划分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即产品和劳务出口。

总供给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由社会生产活动所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由国内生产活动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是由国外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即商品和劳务进口。

按此定义,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由此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和进口之差)。所以大家关注的GDP增长体现了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从需求端看,宏观经济学分析驱动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动趋势。一般来讲,驱动消费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收入、财富;影响投资的因素有利率、更广意义上的融资条件、企业的利润增长;而出口则受汇率、外部需求的影响。

彭文生在这本书里的分析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以上描述的问题,尤其在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动不仅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增长,对宏观经济的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结构、物价和资产价格也有影响,其表现形式可能不像人口结构渐进变化所意含的那样平缓。
第二,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导致消费弱、投资强,进而造成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占比高、服务业落后,进而带来环境污染、资源压力等间题。
第三,高储蓄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带来房地产泡沫和相关的宏观风险。彭文生强调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提出改革需要在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需求与供给等方面取得平衡。

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

在过去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全球生产中心过度依赖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的主要市场,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但过度依赖负债消费;资源富集国家通过出售价格不断提高的初级产品获得利益,但产业结构单调化问题突出。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个三角循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担当的角色面临看重新定位,在继续发挥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汤大国的角色。这需要使中国广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着,依托其消费能力,使中国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第一，经济增长进入趋势性放缓的阶段。
主要体现在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消退,加上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制度变革尤其是参加世贸组织以来带来的红利的释放,以及高地价/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压。

第二,结构不平衡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失衡是贫富差距。
后者降低了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消费弱/投资强的需求结构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占比高、服务业落后:工业过重的产业结构进而带来环境污染与资源压力。财富差距扩大有人口结构的原因,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工资;更有政策扭曲的因素,包括行业垄断、不合理的财税机制(税收过度依赖流转税、财产税比重低以及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金融压抑(存款利率管制和资本账户管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

第三，高储蓄、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形成我国的货币信用周期,是未来5~10年最大的宏观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