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什么人,都会感到时光在身上流动,受到这种启迪之后,自己也想像风中的芦花、水里的浮萍一样流动。但是我把这种流动深藏在心底,不让它表现出来。在表面上,我像虬髯公一样木讷、可以信任。我也不想当什么领导。作为一个普通数学教师,这样就足够了吧。

后来在扶桑,假如有人问起这件事,假如你是同情公差的,他就说:我爱红拂呀!我不能出手捉她。假如你是同情红拂的,他就说:那么多公差无辜丧命,你不痛心吗?总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吧。假如你两边都同情,他就说:我又爱红拂,又同情公差,只好这样办了。做人难呀。不管你怎么提出问题,他都有办法解释。当领导的人就是这样的。

而这个毛病的起因，仅仅是其中有个叫李靖的家伙在想入非非。后世的人很充分地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列朝列代，想入非非都是严格禁止的。

这机器设计严谨，构造复杂。因为太复杂了，所以可靠性有一些问题。拿肥猪做实验时，有时候砍下的猪头大家争到打破头，因为那不仅是猪头，而是猪的前半身，有时候砍完了的猪还能一溜烟地跑回家去，从此以后瓮声瓮气地讲话，因为鼻子被削去了，有时正在砍头，风却停了，做实验的猪发出一百多分贝的叫啸，过路的公差听了以后两脚发软走不动路。而拿死囚做试验时，平时最乖的死囚见了这台机器都要拼死挣扎，并且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非有二十个人不足以把他按进机器里，在机器上写上了“快捷,舒适,新潮”的标语也不管什么用。当然，这台机器还在改进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人建议在市中心到四门之间挖掘运河，以便浮运人头，领导正在考虑之中。那一年，对洛阳城里的猪和公差可不是个好年头，就像一九五七年对聪明的中国人不是什么好年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