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说第二个矛盾,即我们的各种需要带来的刺激和在满足
需要时遭遇的实际挫折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文化中,受经济影响,我们的需要不断地收到类似“高消费”“向别人看齐”等广告宣传的刺激。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想要满足这些需要并不容易;对个人而言,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后果,正是欲望与实现欲望之间的差距和脱节。
最后一个矛盾,它存在于所谓的个人自由和其受到的一切局
限之中。社会告诉个人,他是自由的、独立的,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生活;人生的舞台已经为他搭建好,如果他聪明肯干,就能够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事实上,对大多数人说来，所有的这些“可能”都会受到实际的限制。我们常说的“我们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完全可以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例如我们不可能选择或成就某项职业,不可能选择消遣娱乐的方式,不可能选择一个伴侣。对个人而言,这些“不可能”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内心的动荡,一方面认为自己有无穷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
这些隐藏在我们文化中的矛盾,恰恰就是神经症病人竭力要加以调和的内心冲突:他的攻击倾向和妥协倾向的冲突,他要求过多和担心一无所有的恐惧心理的冲突,自我扩张、自我吹捧和自身软弱感之间的冲突。和正常人不同的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正常人能够在不损害自己人格的前提下应付这些困境;而神经症病人的内心冲突太过强烈,所以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
那些可能成为神经症病人的人,就像是用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体验了这些由文化产生的困境,并且往往以童年时代的经历为媒介,因此要么无法解决这些困境,要么就算解决了这些困境也要付出人格上的巨大代价。由此,我们才说神经症病人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

如果我们还记得,每种神经症中都包含着病人自身无法调和的矛盾倾向,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的文化中就没有同样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典型的神经症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当然,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但对我说来,只需要简单地描述出某些主要的矛盾倾向就足够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矛盾,一方是竞争和成功,一方是友爱和谦卑,也就是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一切事物都在被用来鞭策我们前往成功,要求我们必须自信满满,甚至心狠手辣把别人推到一边,让自己大踏步向前。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被基督教理想影响,自觉不能自私自利,而是要谦卑忍让。对于这样的矛盾,正常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只认可其中一种并为之努力,绝不考虑另一种;二是同时接受这两种信念，然后在两个方向上都产生严重的抑制倾向。

对这个问题,弗洛伊德理论只做了有限的思考,其生物学倾向注定了其缺乏社会学倾向,所以弗洛伊德总是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因素,又会把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里比多理论)这样的倾向使得很多精神分析作家开始相信:死亡本能的作用导致了战争发生;现今的经济制度源自肛门欲驱动力;机器人为什么不能在两千年前出现,要从那个年代的自恋倾向中去找原因人个图。不是,因弗洛伊德没有把文化看作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而是将它视为生物性驱力的产物,这些生物性驱力被抑制或者被升华其结果就是在此之上建立起各种反应形式。越是对这些生物驱力的抑制完全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就越高。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由于原始驱力的强烈压抑一旦得不到升华就会导致神经症
所以文化的成长就必然意味着神经症的产生。可以说,人类为了文化的发展,神经症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就连最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医生,在对每一个病人的分析中
都会面临许多的新问题。在每一个病人身上,他都会发现自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面临更多难以辨认、难以解释的态度,以及许多乍看上去扑朔迷离、无法看透的反应。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描述过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复杂性,回顾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复杂因素,这种多样性也就见怪不怪了。遗传带来的个人差异,加上他一生经历和体验的差异,尤其是童年时代经验的差异,这些因素的组合造就了无限复杂的多样性。然而,就像我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尽管所有人之间都存在差异,导致神经症形成的最重要的内心冲突始终是同样的。大范围来讲在我们的文化中,身心健康的人也同样要面临这些冲突。虽然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再重复一遍或许仍然有用:在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许多读者面对着自己内心的诸多冲突和态度,极可能会自问:我是不是神经症病人?最有效的判断标准是:个人能否感到这些冲突已成为自己的桎梏和困境,又能否正视这些冲突并干脆地应付并把这些冲突解决掉。

由于各种恐惧,神经症病人总是在谴责他人和自我谴责之间徘徊。由此导致神经症病人在不确定性中备受煎熬,致使他们总是无法搞清自己应不应该批评他人,应不应该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他能根据经验隐约感觉到,他的这些指责通常并不恰当或与事实相符的,而不过是由自己的各种非理性反应所激发。而这种认识也使他更无法判断出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受到了虐待,从而导致他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

这些抑制作用通常都有一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个孩子,他生活成长的环境易引起恐惧、仇恨,并有碍孩子自尊心的自然形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从内心深处谴责周围的一切。但是由于害怕受到惩罚,害怕失去他想要的爱,他不仅不能表达这些谴责,而且如果他十分胆小的话,他甚至不敢在自己的自觉意识中感受和觉察到这些谴责。这些幼年时期的反应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坚实的基础,这源于那些创造这种环境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病态敏感而无法接受任何批评。然而,这种父母必然正确的态度之所以普遍存在,却源于文化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建立在权威性的力量之上,为了强迫子女服从,父母始终要依靠这种权威性的力量。在许多家庭中,仁爱维系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父母也不需要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力量。但尽管如此，只要这种文化态度仍然存在,即便潜隐于幕后,它也依然会在不同程度上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当一种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时,批评就会受到禁止,因
为它会破坏权威。这种禁止可以是公开的,并依靠惩罚来维系和推行;它也可以较为隐蔽,并依靠道德来推行和维系,相比较这种方式更为有效。如此一来,子女批评父母不仅要受到父母个人敏感的阻碍和限制,还会受到下述事实的阻碍和限制,这就是由于文化的影响,父母深信子女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因而他们会以此或明或暗地影响子女,继而使子女也这样相信。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不那么胆小的孩子可能会表示某种反抗,但这种反抗却会让他觉得自己有罪。而一个比较胆小的孩子,他不仅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甚至渐渐的,他根本都不敢想象父母也可能不对但他觉得一定有谁错了,既然父母始终是对的,那就一定是自己错了。毋庸置疑,通常情况下,这种推论并不是理智的,而是种情感作用;它并非来源于思维,而是来源于恐惧。

如果一个人痛恨自己所做的某一件事情或痛恨自己未能做成某件事情,并因而希望改变造成这种情形的人格态度,他就不会让自己沉浸在犯罪感中。因为那样做就表明他逃避了改变自己人格态度的困难任务。悔恨自责的确比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容易得多。

神经症病人保护自己免遭他人反感的第三种方式,便是借无知、患病或无能为力来寻求庇护。关于这方面,我遇到过一个典型病例。那是在德国,我治疗过一个法国女孩子。她之所以会被送到我这里,是因为她的父母怀疑她智力低下。在最初的几周经过分析治疗,我甚至也怀疑她确实智力低下。因为我不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她好像都听不懂,尽管她的德语十分出色。我试着用更简单的话把那些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仍然徒劳无功。最后发生了两件事才将这种局面打开。第一件事是她做了一些梦,在梦中,我的诊所或者像一所监狱,或者像一个正在给她做体格检查的医生的诊断室。要知道,她对任何体格检查都异常恐惧,所以这两个梦都揭示出她有害怕被人发现隐秘的焦虑。另一件事发生在她的生活中,事件很偶然,那是在某个特殊场合,按法律规定,她需要出示护照,但是她忘记了。之后,在见到政府官员时她便假装自己不懂德语,希望以此来躲避惩罚。当她大笑着向我叙述完这件事情的始末后,她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她也在对我使用这一战术,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至此,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事实上,愚蠢无知一直是她的挡箭牌她用这种方式来躲避被责骂被惩罚的危险
原则上,任何感到自己是、或表现得像是一个不负责任、游手好闲、顽劣的人,都会采取这样的策略。某些神经症病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会保持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的举止并不是那么幼稚和孩子气,他们也会拒绝在自己的感觉中正正经经地看待自己。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可以发现这种态度的功能和作用。在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攻击倾向之时,病人很可能突然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会像个小孩子一样渴望得到爱和保护,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不需要。或者,他们会做一些梦,在梦中,他们异常的渺小柔弱，不是缩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既然这种怕遭反感的恐惧不是由犯罪感引起的,那么人们一定会问,神经症病人又为何会如此担心被人发现其隐秘和怕被人反感呢?
其主要原因就是:面对世界和自己时,神经症病人露出的“面孔”(facade),和藏于面孔之后的所有受到压抑的倾向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不能内外统一和不得不始终保持所有伪装,神经症病人备受煎熬—他自己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如此神经症病人仍然会不遗余力地维持这些伪装,因为这些伪装是他的保护屏障,用以抵抗那些潜在的焦虑对他的袭击。正是这些被他极力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怕遭反感的恐惧的基础。认识到这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即使某种“犯罪感”消失了，病人也依然无法摆脱恐惧的纠缠。事实上,需要改善的情形不只是这一点。简单讲,正是他人格中的不真诚,或者说,正是他人格中病态的那一部分的不真诚,造成了他对遭人反感的恐惧;而他之所以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隐秘,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真诚。

不过,为了对嫉妒在神经症中发挥的作用有一个充分理解我们就必须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考察它。对于神经症病人,且不管他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先来分析,他不但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而且还看不到逃避这种不幸的可能。他为了拥有安全感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被旁人说成是一种恶性循环;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身陷绝境的一种绝望挣扎。正如我的一位病人所形容的,他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有许多门的地下室里,但不论他打开哪一扇门,最终都是投入一种新的黑暗;而由始至终,他都意识到此刻另外的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散步。我认为,如果对神经症中包含着这种令人无力的绝望感没有认识,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这些神经症病人以有力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愤怒,而另一些神经症病人却选择了用放弃或表面上的乐观主义来对其掩盖。于是,我们就很难发现,在所有古怪的虚荣、自负要求和敌意背后,是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感到自己已被永远排
除在一切让生活更好的享乐之外;他意识到就算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去真正享用它。我们一旦意识到了所有这些绝望感的存在,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那些行为了,尽管那些行为看上去是如此富于攻击性,如此卑劣,如此难于解释。试想一下一个完全被幸福拒之门外,没有任何欢乐可言的人,假若不对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充满仇恨,那他就是真正的天使了。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这种恐惧,神经症病人更多意识到的并不是恐惧本身,而是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抑制。例如,他在打网球,每当接近胜利时,他就会感到有什么东西在阻碍他赢得胜利;或者,他可能忘了去赴一个对他的未来很重要的约会如果在一场谈话中,他有特别中肯而有益的建议,他可能会用很低的声音,或是用非常简略的方式来阐述这个建议,以致不能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也就更谈不上引起应有的轰动了。如果在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他也通常会让他人代替他去宣布或发表他发现,在和一些人在一起时,他可以侃侃而谈,思路清晰,表达得体;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时,他就显得迟钝。在和一些人在起时,他演奏某种乐器得心应手,很有大师风度;而和另一些人在一起时,他就显得笨手笨脚了。虽然他对自己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感到困惑,但却找不到改变这一状态的办法。只有当他对自己的这种逃避倾向有所洞察时,他才会发现:一旦和一个不及他聪明的人交谈,他就会不自觉地、强迫性地表现得比对方更不聪明
旦和一个笨拙的乐师一起演奏,他就会不自觉地强迫自己
演奏得更坏。而这种种表现,都源于他害怕自己一旦优越于他人,就会给他人造成侮辱和伤害。

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了神经症病人对可能遭遇的失败的恐
惧,不过这只是病态竞争所伴随的焦虑的一种表现。同样,这种焦虑也会表现为对成功的恐惧。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对他人的敌意,以致他们会恐惧成功,哪怕他们对成功有十足的把握。
神经症病人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来源于担心被他人嫉妒而失
去他人的爱。很多时候这是一种自觉的恐惧。我的病人中有这样位很有天赋和才情的作家,由于她的母亲也开始写作并取得了些成功,她便因此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写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犹豫再三再次投入写作时,她担心的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太好。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原因就是她极端恐惧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招致他人的嫉妒;所以,她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去讨好他人,以期能得到他人喜爱。同样,这种恐惧也可能只是表现为一种隐隐的担心,担心自己一旦有所成就,所有的朋友必然会离自己而去。

一般说来,在退出竞争、不作为的过程中,男性很可能会让自己沉溺在各种消遣活动中——从玩单人纸牌到聚会聊天,他会采取一种使自己看上去极度疲累的态度。女性则可能故意衣冠不整,宁可给人以邋遢的印象,也不愿给人以故意装扮的印象,因为她觉得有意打扮得漂亮只会让人觉得她可笑。一个相貌出众的姑娘,却总认为自己很土气、不漂亮,往往不敢在大庭广众下涂脂抹粉,因为她总觉得别人会这样想:“多么可笑的丑小鸭啊，居然企图显示自己的魅力！”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神经症病人到了最后,通常会放弃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样更加安全。他的格言是
安分守己、谦虚谨慎,关键一点是不要引人注目。”正像维布伦(Veblen)曾经指出过的那样,引人注目一例如引人注目的惬意舒适,引人注目的挥霍铺张——在竞争中通常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应的,逃避竞争必然会抑制这一突出的作用,也就是尽量避免引人注目。这意味着他们要坚持传统观念和习俗标准，不让自己成为热点人物,避免自己成为焦点。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在性格特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就会让
人不敢冒任何风险。很显然,这种倾向最后势必会导致生活的匮乏和潜能的扭曲。因为,除非环境十分有利,不然任何幸福、任何成功的获得，都必然和冒险、努力奋斗相关。

随着恐惧的内容不同,产生的态度也会不同。如果内容偏重于对失败本身的恐惧,他就会加倍努力不顾一切地来避免失败的发生。而他的能力面对严峻考验时,例如考试或公开亮相之前他的焦虑就会变得尤为尖锐。但如果恐惧的内容倾向于怕自己的野心被发现,那结果就会相反了。这时他所感受到的焦虑,会导致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对任何事情都不作为。这两种情形的对比很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它显示出这两种最终是同出一辙的恐惧,是如何产生出两组完全不同的特征的。一个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人,会通宵达旦地刻苦学习以迎接考试;而一个属性为第二种模式的人,则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甚至会故意高调地沉溺于社交活动或其他嗜好,以此向外界表明,他对功课完全没有兴趣对于自己的焦虑,神经症病人通常是意识不到的,他能意识到的仅仅是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例如,他也许不能集中精力专心工作;他也许会出现多疑症病人的恐惧,如害怕体力活动会让心脏病发作,担心过度的脑力劳动让他神经崩溃等;他也可能在任何活动之后显得疲累到极点—并以此来证明活动和努力会损害他的健康,必须加以避免。

那么,对青少年来说又是另外一种体现了。他可能发现自己
很难选择一份职业或投身于任何一种生涯,因为他觉得选择一种就意味着会放弃另一种,或者至少是要舍弃一部分自己最喜爱的东西。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同时精通建筑、外科手术和小提琴演奏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是,他们不愿放弃。他们可能会抱着许多很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希望去投入工作,希望自己绘画像伦勃朗一样好,写剧本像莎士比亚一样好。如果他们刚开始是在实验室工作,他们就希望能精确地计算出血球数目。过分庞大的野心导致他们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空想,等到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很容易就心灰意冷,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放弃原来的努力而另起炉灶。事实上,他们确实有在各个领域中获取某种成就的巨大潜能,但由于兴趣太多野心太大,使得他们无法在任何一个领域中定下心来,去完成某个目标。所以,许多有很高天赋的人就这样分散了自己一生的精力,最后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