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生理上的不适感可以将焦虑隐藏起来。例如,心跳加快、疲劳不堪等就可以使我们意识不到自身的焦虑。它也可以藏身于各种看似恰当的恐惧之后,还可以驱使我们借酒浇愁或寻欢作乐。它常常使得我们无法去做或享受某些事情。它还是各种抑制作用的动力因素,但它隐藏在抑制作用背后,让人难以发现。

我们的文化给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带来了大量的焦虑,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有我提到过的防御机制。一个人越病态,防御机制对他的影响就越大,他想不到或是不能做的事情就越多,即使他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所受教育等促使我们对他产生期待,希望他能完成这些事情,但最终也无济于事。神经症越严重,神经症病人的抑制倾向就越多,这些抑制倾向产生的作用就越微妙和巨大。

其次,当抑制作用在个人生活中行使重要职能时,阻碍我们注意到抑制作用的第二种因素就会产生很大作用。这时,这个人宁愿坚信事实就是如此,也不会承认这是抑制作用引发的结果。例如,假设一个人身上存在一种严重的焦虑,这种焦虑与工作的竞争性相关,导致他在尝试了各种工作之后,依旧疲于应付,那么最终这个人可能会认为是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任何工作。通过这一想法,他保护了自己,使自己免于工作。倘若,他承认自己无法工作是由抑制作用引起的,那他就不得不再次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感受焦虑带来的恐惧。

首先,我们要先意识到自己想要做某件事情,然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做这件事的能力不够。例如,只有我们先意识到自己对什么有野心,然后才能意识到在这方面我们存在哪些抑制。

以上这些都表明,我们对焦虑的定义需要做一些修改。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致使恐惧产生的危险是明显的、客观的、外在的,而引起焦虑的危险则是隐晦的、主观的、内在的。也就是说,焦虑的强弱与情境对人的影响成正比,但为什么焦虑,
神经症病人自己几乎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