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之隐,须时刻冒大戮丧身之险,这与唐代以后的隐,有本质上的不同—大唐以降,“隐”之为事,形同仪节,则顽抗君命的精神已经荡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高宗显庆五年,立“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科”、“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科”,首开其端。而今开元天子又立“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等——回首数来,这些都是奖掖士人沽隐遁之名,以登进取之阶;帝王求贤,以搜隐为能事,则隐者之避征逃名,反而成了入仕为官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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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固不能如戴逵之乐道而淡泊,戴逵故事却带给了李白无穷的向往,剡溪深处的“通隐”格调,乃是人生最终的境界;在此之前,会须经历一番发达,而发达之所由,则非世俗之名则不可—那么,所谓的隐,也都是缘名入仕的准备。如此说来,“自爱名山入剡中”就透露着更幽微的意思:名山不是指知名的游憩
所在,而是说声名如山,剡中具足。李白于是有了和王子猷一样借附会于隐者而博名的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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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一首在声调上与时调若合符节的作品,颔联道景,颈联写意。山是身后逐渐消失的巴蜀之山,江是眼前倏忽迎来的荆襄之水。随身之月虽明,却照不透海市蜃楼一般有如幻影的前途,便在此刻,李白若有所悟,写下了用语平淡而命意决绝的结句,自
己为自己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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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送行者但为故乡之水,也恰说明一件事:李白离乡时,并无人送行。东逝不返的江水,相送万里之遥,所送者,则是李白的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