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撰写本书之际,纵然我们见证过广岛和长崎的恐怖、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越南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血腥、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阿根廷的“神秘失踪”( desaparecidos）,还有许多残忍而愚蠢的战争,但纳粹集中营体系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其性质。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而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

没有一个囚犯能够忘记“灰色地带”,忘记那一刻带来的惊诧—第一个威胁、第一次侮辱、第一记耳光,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其他囚犯,来自“同伴”,来自同样穿着条纹囚衣(就像他们,新来的,刚刚穿上的同样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

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以受害者所担心的(也是纳粹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即使最完美的组织也有弱点。而希特勒的德国,尤其在崩溃前的几个月中,远远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大量关于大屠杀的物证被销毁,或者多多少少被巧妙地尝试去销毁证据:在1944年秋天,纳粹炸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但废墟仍然在那里。不管纳粹的追随者们如何歪曲事实,他们都难以借助千奇百怪的假设为它们提出合理的用途。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在1943年春天那场著名的起义后被夷为平地。但多亏众多战士(他们既是战士,又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的非凡努力,证据被保留下来—在瓦砾堆中,常常在数米之下,或被偷运出高墙之外。使其他历史学家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这些证据,从而了解隔离区内每天的生活和死亡。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所有集中营档案都被烧毁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受害者的人数是400万、600万,还是800万—但仍以百万为单位。在纳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炉前,无数遇难者的尸体,被蓄意杀害的,在苦难和疾病中殉难的,可能成为大屠杀证据的,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消失。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让人难以启齿,是把尸体,成千上万的尸体,草草地堆积埋葬在巨大的万人坑中。这是一种野兽般漫不经心的临时措施。那时德军在各条战线节节获胜,最终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他们可以在胜利后再决定怎么办——毕竟,胜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连历史真相都可以随意书写。无论如何,可以为万人坑诡辩,可以让它们消失,也可以把黑锅扣到苏联人头上(在这方面,苏联人在卡廷惨案1中证明他们并不比德国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人改变了主意—最好马上销毁所有证据。集中营的囚犯们被迫挖出那些可怜的遗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烧成灰烬,似乎人们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些反常的大规模行动。
随后,党卫军指挥机构和安全部门殚精竭虑以确保消灭所有证人。这正是他们在1945年1月间,草菅人命而丧心病狂地转移集中营囚犯的用意所在总之,当德国人在东西两线频频败退之时,他们必须攫走每个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转移向德国的核心地带。纳粹并不在乎囚犯们可能在转移途中倒毙,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事实上,从作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为死亡工厂,再(或者同时)成为巨大的、不断更新奴工苦力的劳动营,集中营已经对行将灭亡的德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集中营的秘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了解大屠杀真相的犯人们,德语称为“ Geheimnistrager”2,组成了仍然植根于集中营的幽灵军团,必须加以处理。已经被拆毁的灭绝营,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不得不向德国内地转移。这些决定,一方面是荒唐地希望减少不断逼近的前线对集中营的威胁,继续把这些“幽灵”困锁在集中营内,进一步压榨他们的工作能力,另方面是恶毒地希望行军的苦难折磨会减少他们的人数。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的确惊人地减少了,可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在德国人中,仍有很多人掌握着大屠杀的秘密,尽管多数人了解得不多,但个别人却深谙一切。永远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出,在纳粹机构中,有多少人会不了解纳粹所犯下的可怕暴行;有多少人了解一些真相,却装作毫不知情;还有多少人原本可以了解其中的所有真相,却更谨慎地选择闭目塞听(更是缄口不言)无论如何,即使我们不能假设大多数德国人轻松愉快地接受了大屠杀,但可以肯定的是,隐瞒集中营的事实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又一项重大集体犯罪,并极为显然地证明了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经使德国人民归于怯懦。这种怯懦,已经成为德国人行为习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让丈夫无法向妻子讲述真相,无法对子女进行教育。没有这份怯懦,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今天的世界和欧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那些成为(或曾经成为)纳粹帮凶而了解可怕真相的人们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过,既然他们掌握着秘密,即使沉默也无法确保他们的性命无虞。

非常奇怪,出于绝望,同样的想法(“即使我们把这些事情讲出去,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也会以梦魇的形式出现在囚犯们的脑海中。几乎所有的囚犯,在他们的口述或回忆录中,都会记得在集中营常做的一个梦。梦的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回到家，带着热情和宽慰，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但对方不相信，甚至不倾听他们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