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按照本书所下的定义来理解愤怒,对我们处理争端会有诸多好处。首先,面对别人的愤怒,我们不会将它视为“情绪爆发”、“歇斯底里”或者“神经过敏”,而是会立即开始寻找愤怒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强调解决问题,而不是质疑问题。其次,如果我们能够将别人的愤怒看成是合理的,就会要求自己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贬低或诋毁对方,这样从一开始就对能够对别人的关切做出反应,有利于之后解决问题。第三,如果我们知道,愤怒是防卫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那就会更愿意去缓解别人的痛苦,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缓和关系,而不是恶化冲突。

也许我们确信自己并没有伤害或威胁到任何人,但是那些愤怒的人们却认定自己正在、将要或已经受到某种威胁。而这点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或伤害,不管你有没有做过,他们都会本能地感到愤怒。

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我们自身行为之间的关系。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 Lee ross)指出,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建立在朴素实在论( naive realism)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认知方式的根源在于,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客观地诠释现实,认为自己的社会态度、信仰、喜好以及评价都是理性的、不带情绪、没有偏见的。结果
呢,如果有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信仰,而且要努力维护这些信仰,我们往往就会认定,对方至少犯了以下三个错误中的一个:第一,缺乏足够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比他们多;第」观点存在偏见,因为他们受到了错误的信仰、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利益的影响。比如,“他们是自由派,总是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曲解事实。所以他们当然理解不了我们的立场。”如果以上两个解释都不适用,那么还有第三点:我们会认定,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方毫无理性可言,完全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太偏激,而且思想不太稳定,又严重脱离现实,否则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一定会和我们一样。

许多其他形式的愤怒却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Cambridge, Massachusetts)有个人绝食,理由是当地电视台没有葡萄牙语频道。1993年11月,明尼阿波利斯( Minneapolis)一家肉食批发商的卡车被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炸毁,损失高达10万美元。在大部分人眼里,这些行为都是激进和极端的。

也就是说,在三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愤怒情绪:受到伤害;别人的错误使自己陷于危险境地;基本信仰受到挑战。在每种情况下,愤怒情绪都会因为其他一些因素而变得更为复杂。比如,在强者面前感到自己的弱小,这会让人平添几分气恼。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更是让人怒不可遏。假如发现自己被操控、被轻视、被忽略、甚至被欺骗,那就不仅仅是愤怒的问题了,而是会让人胸有块垒、气愤难平。因为这种感觉就像自己是个可以随意被人愚弄的傻瓜。当然,愤怒也有可能是某些人精心策划的一种计谋,目的在于操控别人的反应。因为在公开场合展示愤怒,可以起到很好的“集合队伍”的效果,并借此改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或者胁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要求。

我们认为在本书的情境下,对愤怒的理解应该建立在上述标准定义之上,并附加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细微因素。关于“愤怒”,与本书有关论述相一致的概念是:对真实存在的,或主观感知到的痛苦、以及可能带来痛苦的威胁所产生的防卫性反应。就像熊妈妈会袭击路过自己宝宝身边的徒步旅行者一样,当人们感知到自己或自己所爱的人身处险境时,会立刻奋起反击。对于徒步旅行者来说,他是完全无辜的,穿过这片森林,自己已经吓得汗毛倒竖、肌肉紧张;但对于熊来说,情况也没有好多少,这个走近她的人就是确凿无疑的威胁。旅行者会把这只熊的反应看作是纯粹的攻击,而实际上它的行为只是出于恐惧。

政治层面上也有类似的幌子手法。某些当选的政府官员,明知道自己的议案会被竞争对手枪毙,但还是会在议会上把它抛出来,因为这样能显示他在为选民办事。他们知道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后果。

今天美国大约有18,000名公共关系专业的大学生。如果你和其中一些人一起坐在教室里上课,你可能会对教科书上所讲的内容言听计从。公共关系理论听起来非常合乎逻辑、非常可靠、非常实用。一本从1975起使用至今的教科书提出了这样一些准则:“可靠的、专业的、权威的信息源容易被人接受”,“人际交往是最可靠的传播方式”,“参与或知晓决策过程能够增加接受的可能性”。另一部首印于1952年的经典教科书,将公共关系定义为“辨别、建立和维持相互利益关系(着重于自己的)的管理功能,这种利益关系建立在某个组织以及关乎该组织成败的民众之间。”根据教科书的定义,公共关系听起来非常简单,即只要企业与他们服务的民众真诚地交流,那么人们就会被他们的行为所影响

再次回想一下那个关于工厂经理的假设。在他面前的50个人肯定是必须面对的人群,但这些人能准确地代表更大的公众群体吗?他们会不会只是一小部分不满现状的人,或是来捣乱的?他们的愤怒有没有可能仅仅是小小的不满,但却被一些外部力量放大了,比如有自己目的的维权社团,或是四处寻找新闻的媒体?有没有其他需要面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参加会议,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位经理在社区中非常活跃,那50个人他却一个也不认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实际上并没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