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读了克尔凯郭尔后，被他的反抗精神和对过去宏大哲学体系的对抗深深吸引了。他借用了克尔凯郭尔对“存在”（existence）这个词的特定用法，来意指人的存在方式，我们通过在每一步上都做出“或此或彼”的选择，来塑造自身。萨特同意他的说法，这种不断的选择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很像是从悬崖往下看时的眩晕。它不是对坠崖的恐惧，而是对你不确定自己不会把自己扔下去的恐惧。你头晕目眩，想要抓住点儿什么来固定自己—但你不能保证自己能如此轻易地对抗伴随着自由而来的危险。克尔凯郭尔写道:“忧虑是自由的眩晕。”在他和萨特看来，我们整个人生都处在悬崖峭壁的边缘。

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笛卡儿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在他自己看来，人的存在是在先的:是我们做每一件事的起点，而不是一个逻辑推演的结果。我的存在是主动的:我经历存在、选择存在，这先于我可以做的任何关于我自己的阐述。再者，我的存在是我的:是个人的。笛卡儿的“我”是通用的，可以被用于任何人，但克尔凯郭尔的“我”，却是一个好辩、痛苦的不合群者的“我”。

汉斯·布勒克纳（Hans Brochner），曾回忆说，与克尔凯郭尔散步时，“总是被他挤到，不是向里被挤到房子上或者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井上，就是向外被挤到排水沟里”，所以时不时地，得换到他的另一侧，才有地方活动。克尔凯郭尔认为，打乱人们原有的步调是个原则性问题。他写道，他很愿意让一个人坐在马背上，然后把马吓到飞速狂奔，或者给匆匆赶路的人一匹瘸脚马，甚或把他的车厢套在两匹速度不一样的马身上—想尽办法让那个人了解他所谓的存在的“激情”是什么意思。克尔凯郭尔生来就是鞭策者。他会与同时代人争论不休，会中断个人的情感关系，基本上能让任何事情变得困难重重。他写道:“抽象物是客观公正的，但对于一个存在着的人来讲，他的生存是最高利益。”

许多个世纪之后，哲学日益变成了一种职业，在研究院或大学里千这行的学者们，有时还骄傲于自己学科的精致无用。然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传统，仍旧暗中在学院哲学的边上延续着，而其实践者，则通常是那些从传统大学的缝隙里溜出来的特立独行者。在19世纪，有两个这样的不合时宜者，特别强烈地影响了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没有大学教职的克尔凯郭尔，和因健康问题不得不退休的希腊与罗马语文学教授尼采。两人都是个人主义者，两人天生就是持反对意见者，致力于把人们搞得不舒服。要是跟这两个人待在一起超过几个小时，肯定会受不了。

萨特的经历和怪癖甚至进入了他最为严肃的哲学著作。考虑到他个人对人生的态度，涵盖了从严重的仙人球毒碱药物幻觉和一系列与恋人和朋友的尴尬状况，到对树、黏稠液体、章鱼和甲壳动物的着迷，所以这可能导致了奇怪的结果。但按照雷蒙·阿隆那一天在煤气灯酒吧里宣布的原则:你可以从这杯鸡尾酒里研究出哲学来，那么这一切便全都合情合理了。你经历了什么，那这个什么就是个哲学话题。

在这个反叛者的世界里，和早期时代巴黎那些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以及达达主义者一样，一切危险和煽动性的事物都是好的，而所有美好的或中产阶级的事物都是坏的。波伏娃乐于讲一个有关她朋友的故事，一个潦倒、嗜酒的德国艺术家，人称沃尔斯（Wols，取自他的真名 Alfredo Otto Wolfgang Schulze）他在这个地区游荡，靠着救济品和残羹剩饭为生。有一天，他和波伏娃在酒吧的露台上一起喝酒，这时，一个看着很富有的绅士停下来和他说话。绅士离开之后，沃尔斯尴尬地转向波伏娃，说道:“我很抱歉，那哥们儿是我的兄弟:一个银行家！”这让她觉得很好笑，他的道歉完全和银行家被看到与流浪汉交谈后会道的歉一样。经过数十年反文化的倒置，如此的上下颠倒在如今看来也许没那么奇怪，但在那个时候，这种行为尚有能力惊着一些人——也能娱乐另外一些人。

也许你认为自己受着道德规范的指引，或者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乃是源于你的心理状态或过往经历，或是因为你周围发生的那些事。这些因素确实会有一定影响，但把它们全加在一起，也仅仅相当于你必须要做出行动的那个“境遇”。而就算这种境遇难以忍受——也许你正面临处决，或是被囚禁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或是即将坠落悬崖——你也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心中和行动上决定如何去看待它。从你现在所处的地方开始，你进行选择。而在选择中，你便选择了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自由，在萨特看来，位于人类所有经验的中心，正是这一点，才把人类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其他事物只能在某处待着，听凭摆布。萨特相信，就连人之外的动物，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在听从塑造了它们那个物种的本能和习性行事。但作为一个人，我根本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过我选择去做什么来创造。当然，我可能会被我的生物性影响，或者被我所处的文化和个人背景等方面影响，但这些并不能合成一张用来制造我的完整蓝图。我总是先我自己一步，边前行，边构筑自身。
萨特把这个原则变成了一句三个单词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在他看来，这个信条便足以概括存在主义。不过，它虽有简明扼要之优，可也有不易理解之劣。大概来讲，它的意思就是，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中后，我会持续创造我自己的定义（或本性，或本质），但其他客体或生命形式却不会这样。你可能认为你可以用一些标签定义我，但你错了，因为我始终会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这一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的人类境遇之中，以至于在萨特看来，它本身就是人类境遇，从有第一缕意识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将其抹去为止。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如同萨特在《恶心》中一样，他指出，我们不明白人生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思考它。我们起床，上班，工作，吃饭，工作，下班，睡觉。但偶尔，我们会突然精神崩溃，出现一个“钱多斯时刻”，心突然一颤，关于目的的问题出现了。在这样的时刻中，我们一边体验着某种“略带惊愕的疲乏”，一边直面那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

两人一见如故。波伏娃后来说，她和萨特发现，加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灵魂”，他在谈话中总是有趣而粗俗，并且十分情绪化，甚至会在凌晨两点时坐在下雪的街道上，倾诉他的爱情烦恼。

他看着镇上的人们做着中产阶级普通人的那些事。生活像一团毫无特色的面团，仅仅具备偶然的特性，不是必然。这一领悟像潮水一样定期涌上来，每一次都会让罗冈丹感到恶心无比，而这种恶心又似乎附着于物体本身——附着于外在的世界。

究竟什么是存在主义？

一些讲存在主义的书，根本都懒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实在不好定义。几位主要的思想家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管你怎么说，都注定会歪曲或是排除了某人。此外，谁是存在主义者，谁又不是，也不太清楚。萨特和波伏娃是少数几个接受了这一标签的人，可即使是他俩，一开始也不情不愿。其他人则拒绝了这一标签，而且理由往往很正当。本书中一些主要的思想家，有些是现象学家，但不是存在主义者（胡塞尔、梅洛-庞蒂），有些是存在主义者，但不是现象学家（克尔凯郭尔），有人两者皆非（加缪），有人以前是其一或两者皆是，但后来改了主意（列维纳斯）。

不过这无所谓了，以下是我试着给存在主义者下的一个定义，放在这儿先作为参考，读者想要跳过去，绝对没问题，可以在有必要或有需要时，再翻回来看。 (28)

——存在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individual），是具体的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

——他们认为，人类存在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存在（being）类型。其他实体是什么就是什么，但作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选择我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我是自由的——

——因此，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负有责任，这一令人眩晕的事实会导致

——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与人类存在本身密不可分。

——但另一方面，我只有在境遇（situations）中才是自由的，这个境遇包括了我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包括我被抛入的世界中那些物质、历史和社会变量。

——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我总是想要更多：我热忱地参与着各种个人计划（projects）。

——因而，人类存在是模糊的：既被局限在边界之内，同时又超越了物质世界，令人兴奋。

——一位从现象学角度来看待这一境况的存在主义者，不会提出简单的处理原则，而会专注于描述生活经验本身的样子。

——通过充分地描述经验，他或她希望能理解这种存在，唤醒我们去过更真实的生活。

但那距离我写作本书时,已经过去了十六年,自那之后,自由早已再次回到了聚光灯下。我们发现,我们受监视和管控
的程度已经非比寻常,我们的私人数据被拿去谋利,我们被提供着各类消费产品,但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做任何太具破坏性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在不断提醒着我们,种族、性别、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其实根本没有结束。那么,或许我们已经准备好再来讨论一下自由了一而且从政治的角度讨论它,同样意味着要从我们的私人生活角度去讨论它。
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阅读萨特论自由,波伏娃论压迫的29隐蔽机制,克尔凯郭尔论焦虑,加缪论反叛,海德格尔论技
术,或者梅洛-庞蒂论认知科学时,有时会觉得好像是在读最
近的新闻。他]的哲学仍然很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们是对的或者错的,而是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生,因为它们挑战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两个间题:我们是谁?和我们该怎么做?

自由,在萨特看来,位于人类所有经验的中心,正是这一点,才把人类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其他事物只能在某处待着,听凭摆布。萨特相信,就连人之外的动物,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在听从塑造了它们那个物种的本能和习性行事。但作为一个人,我根本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过我选择去做什么来创造。当然,我可能会被我的生物性影响,或者被我所处的文化和个人背景等方面影响,但这些并不能合成张用来制造我的完整蓝图。我总是先我自己一步,边前行,边构筑自身。

一种杏子鸡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学,但同时,也是期望、倦怠、忧虑、兴奋的哲学,是山间的漫步,是对深爱之人的激情,是来自不喜欢之人的厌恶,是巴黎的花园,是勒阿弗尔深秋时的大海,是坐在塞得过满的坐垫上的感受,是女人躺下时乳房往身体里陷的样子,是拳击比赛、电影、爵士乐或者瞥见两个陌生人在路灯下见面时的那种刺激。他在眩晕、窥视、羞耻、虐待、革命、音乐和做爱中—大量地做爱—创造出了一门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