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卡尔和布里可蒙在书中打算重点讨伐后现代派的四种「滥用」现象：

(1)侈谈自己实际上最多只有模糊观念的科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只是使用一些科学（或表面上科学的）名词，而对其含义并不关心。

(2)把精确科学的概念原封不动地引进人文学科，而丝毫不经过任何经验的或观念的论证。一位生物学家如要把拓扑学的基本概念（例如环面的概念），或是（数学）集合论乃至解析几何的理论运用到他的研究领域，是会被要求作出解释的，单是模糊的类比，同行们将不屑一顾。这里可是相反，拉康告诉我们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结构正好就是（拓扑学的）环面（甚至说这就是现实本身！），克里斯蒂娃（Kristeva）告诉我们，诗的语言属于连续统的幂，鲍德里亚（Baudri llard）说现代战争是在非欧几里德的空间展开的。

(3)作渊博状，厚着脸皮硬把与上下文完全无关的科学术语往读者头上堆，其目的显然是要震一下或者吓唬非科学界的读者。有些评论家真的给唬住了：莱希特（Lechte）盛赞克里斯蒂娃的严谨，《世界报》对保尔·维里留的渊博表示钦佩。

(4)玩弄毫无意义的语句作文字游戏。这是一种对文字异常着迷而对意义异常漠视的综合征。

苏卡尔和布里可蒙认为问题出在：「这些作者说这些话的态度似有绝对把握，而凭他们的能力决无理由有此把握。拉康自诩运用了拓扑学的最新发展，拉图尔大约是从爱因斯坦那里学到了些东西。他们显然是想借精确科学的威望来给自己的话语涂上严谨的外衣。而且，他们似乎心安理得地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滥用科学概念。没有人会叫道皇帝没穿衣服。我们的目的恰恰就是要点破皇帝没穿衣服。我们决无意对人文学科和哲学进行普遍的攻击,而是想要唤起在这领域内工作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警惕。我们特别想『解构』这类文本所享有的盛名——号称因为深奥所以难懂。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能证明，其所以看起来晦涩难懂正是由于它什么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