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内部的根本缺陷是：一方面，宗教至上被人们普遍接受；另一方面，在什么是对宗教有益的界限上往往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每一位转世活佛都拥有藏语所谓“喇章”（ bla brang ），从本质上说，“喇章”实际上是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法人代表，该活佛转世系统过去拥有的一切财产都由该“喇章”继承，现任活佛获得的所有新的财富和资产也属于该“喇章”所有。如像现代的法人代表一样，这些“喇章”保持着世袭的身份，当一位活佛圆寂之后，其“喇章”便由他的继任者承袭。不同的“喇章”的规模和财富有很大的差异，这取决于该活佛的地位是否显要和该“喇章”的历史是否悠久。

如果法会得到了一笔资金捐助，承办法会的喇嘛将会把这笔资金借出去放高利贷，用利息来支付开销。在法会期间僧人们除了领到食物之外，还可以领到一份现钱捐赠（ vgyed ），这笔资金来源于主办法会仪式的施主的布施和寺院的捐赠。倘若一位喇嘛愿意参加一年当中的所有法会或其中的大多数法会，他就可以以这两种方式为生。没有学识的僧人一般都充当活佛、富裕喇嘛和夏仓家庭的仆人，或者从事民间商业活动。有学问的高僧大德有时也从为俗人从事的法事活动中获得收人。然而，三大寺从庄园领地和借贷方面所获得的利润并不用作寺僧的薪俸，相反，他们把这些收入用来资助一年当中的所有法会仪式，向参加法会的僧众发放食物。因此，寺院所控制的从土地和农奴那里获得的收入被用在利乐有情众生的各种法会仪式上，在寺院方面看来，这才是西藏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西藏的各大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寺院的庄园领地、募集的资金、噶厦政府的布施和佛教信众的捐赠。许多大寺控制着巨额的财产和土地，例如，据说哲蚌寺就拥有 185 座庄园、 2 万名农奴、 300 个牧场和 16000 名牧民。从其所占有的这些土地和农牧奴那里得到的收入，部分用于供养住在寺内的 1 万多名僧人，而这种方式的推行对了解寺院经济具有价值。在哲蚌寺，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佛法的僧人只能领到为数甚少的谷物薪俸，就是那些致力于佛学研习的喇嘛每年或每月所得的薪饷也不足以为生。而且，寺院或札仓都没有开办供僧众用餐的公共食堂，僧人们只好自备食物。喇嘛僧众通常采取许多间接的方式来弥补他们从寺院中所领取的俸禄之不足。

从整体上说，三大寺与英国的牛津大学这样的老牌大学有一些相似之处，寺院实际上是由在藏语中被称为“札仓”（ grwa tshang ）的所属半自治的机构联合组成的，这些“札仓”类似于英国的大学下面的学院。喇嘛是以某个札仓的成员的身份隶属于某个寺院，虽然设有一个常务委员会来处理涉及全寺利害关系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统管全寺的堪布，而只有各札仓的堪布。每个札仓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财源，札仓是由下属的重要居住单位“康村”（ khang mtshan ）构成的，康村实际上是该寺喇嘛僧众的住所或宿舍。如像札仓一样，康村也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并且也有自己有限的财源

色拉寺约为 7000 人，甘丹寺大约有 5000 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时常驻拉萨的藏军人数只有 1000 ～ 1500 人。而且，常驻三大寺的喇嘛中有 10 ％～ 15 ％是僧兵（ rdab rdob ）。这些喇嘛都有特殊的面貌特征（发型和袈裟的装束方式都与众不同），并且都是定期举行的膂力比赛的俱乐部的成员。他们通常还要按照某项武士法规持枪舞刀进行格斗演习，并且经常充当寺院的卫兵。拉萨城内及四周的寺僧共有 2 万人，其中有几千人是关心现世、喜斗、好战的喇嘛（僧兵），他们一直受三大寺的强制性调遣，被当作同噶厦对抗的重要力量，在 1913 年以前，寺院僧兵使噶厦的藏军相形见绌。

三大寺的喇嘛僧众基本上可分为两类，追求佛学深造者被称为“贝恰娃”（ dpe cha ba ），另一类僧人则不打算深造。前者将会成为学者，而后者一般都只能阅读经书和诵经祈祷。

不读经书的喇嘛为寺院（或者为他们自己）劳动，要么就只是以每人的布施和寺院在集体念经法会期间发给的茶叶为生。但是，尽管许多喇嘛都在从事与佛学研习和佛法修炼无关的活动，他们过的全都是独身生活。

寺院方面自认为他们才是宗教的本质的代表和象征，因为其喇嘛的身份便是佛法的最高价值的体现。因此，喇嘛们认为，业已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为了进一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建立的。

因而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认为噶厦政府的所作所为与宗教的利益相悖，就有权进行干预，这是他们的宗教天职。

然而，虽然拉萨只有少数较小一类曾经有活佛充任摄政的寺院卷入了政治权力的角逐，但是，寺院参与政治事务实际上还是受到了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的限制。

作为 1 名喇嘛享有崇高的地位，可是喇嘛还俗是被人瞧不起的。寺院方面对僧人的行为举止没有严格的限制，也不指望人人都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佛教造诣，甚至还容纳没有文化的僧人。并不大注意淘汰所有看上去不能适应严格的念经、修习和参禅生活的新人寺僧徒，西藏寺院制度所奉行的原则是，只有在喇嘛僧人犯了杀人罪或同异性发生关系时才会被驱除出寺。而且，入寺为僧或当喇嘛并不需要通过考核测试（虽然在喇嘛阶层内要获得更高的地位须经过考试）。那些对佛教学习和佛法修炼没有兴趣的喇嘛照样同高僧大德一样受欢迎。而且，入寺为僧或当喇嘛并不需要通过考核测试（虽然在喇嘛阶层内要获得更高的地位须经过考试）。

喇嘛僧人在寺院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他们在西藏境内被当作半自治的群体来对待，除了杀人罪和叛逆罪之外，他们享有对犯有其他罪行的僧人进行审判和惩罚的特权。

假定1733 年卫藏和康区的人口大约为250 万人，那么喇嘛僧人就占总人口的大约13 ％，大约有26 ％的男子出家为僧。通过与另一个佛教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地区泰国相比较，就能够对上述数目作出判断，在泰国，出家为僧者只占男性总数的1 ％～2 ％左右。西藏人相信，出家为僧本身就高于俗人一等，并且认为，必须尽最大可能发挥僧人的作用才能使西藏的宗教发展、社会风气得到改善，这样就会促进政教事业发展。因此，西藏的佛法修炼和寺院生活并不是少数宗教精英所垄断的超尘脱俗的领域，而是一种群体现象。

西藏的寺院制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绝大多数孩子长到 7 ～ 10 岁时，他们的父母便要让他们出家为僧，并不需要特意去考虑他们的个性或愿望，因为献身佛法是终生的义务，而不是权宜之计。父母们之所以要让他们的儿子入寺为僧，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虔诚信佛，所以相信当喇嘛是非常崇高而荣耀的事情。另一部分原因是，出家为僧是学习文化知识且受人尊重的一条道路，这不仅能够减轻养家糊口的负担，而且还能确保自己的孩子从此以后永远不需要过艰苦的乡村生活。

此外，有时当自己的儿子身患重病时，父母便让孩子入寺为僧，以向某个护法神履行神圣的诺言。还有一种情况，即入寺为僧只是为了尽差役赋税义务：凡有三个以上儿子的寺院农奴通常都得送一个儿子当喇嘛。

西藏民众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很久以前观世音的精气和本体附着于一个男性胎儿转生，然后就变成了地球上的神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民众相信，当一位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其神的本体便会脱离真身，过了一两年之后再度附着一个胎儿转生。因此，作为一个传承准则的活佛转世制度便导致在达赖喇嘛年幼时的这个必经阶段，推举一位摄政来代行职权。

因此，不能把僧官当作格鲁派寺院的代表来看待。一方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与寺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整体来看，他们并不具有像普通僧人那样的对寺院的强烈忠诚意识，寺院的领导者也不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喇嘛来看待，并且认为他们并不完全可靠。

僧官与俗官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因为僧官是凭借自己的官职获得薪俸的，而不是以世袭庄园作为自己的俸禄来源的。因此，相对于庄园拥有者来说，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噶厦政府利益的真正拥护者和支持者。

喇嘛僧人被任命为官员的渊源显然要追溯到格鲁派政府建立时期，当时五世达赖喇嘛设置了 16 个官位，由僧人来填充。

虽然格鲁派的戒律要求出家信佛者独身善守，可是僧官在见解、修习和举止方面与其他喇嘛僧众有着很大的差异。称他们为“象征性的喇嘛”可能比较合适，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在格鲁派的某个大寺登记注册而已，实际上并不住在寺内，也不在那里修习佛法。

大多数僧官或者来自拉萨中等阶层家庭，或者是现任僧官的家庭成员。

然而，他们与世俗家族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僧官得过独身生活，所以这些家庭不是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的，而是以收养、过继的方式来传承的，通常是过继自己的直系亲属（如兄弟姊妹）之子，但有时也收养非亲属之子。

世俗官僚政治集团的鲜明特点是，从理论上说它是从属于噶厦政府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却掌握着自己的官源（即俗官的选拔任命权）。

然而，西藏的农权并不一定都要受压迫，一些农奴，例如白玛家，就拥有大量差地，并且属殷实之家。他们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世袭”仆人，并且，许许多多提供农业劳役的佃户反过来又会租种他们的一部分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