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明白是这样一种爱多年以来驱策着我,虽然我一直出于必要掩盖事实,令我自己也像别人一样不知。四十年前,我三十六岁的时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向我奉上奥古斯都的称号;二十五年后,我六十一岁的时候,也是我将女儿放逐出罗马的同年,元老院和人民给了我祖国之父的称号。它相当简单贴切;我用一个女儿交换了另一个,收养的女儿对此予以承认。

我记得在墨西拿的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我勒令这个失去头衔的老男人,公开请求宽有他的罪行,饶恕他的性命;他在曾经由他统领的军队面前这样做了之后,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不带羞耻或后悔或恐惧,反而微微一笑,然后离开了我,直着腰杆大步走向他的寂寥残生。在亚克兴角,我记得马克安东尼站在他的船头,望着克莉奥帕特拉带领她的舰队退走,撇下他面对必然的战败,那一刻他知道她从未爱他;然而他脸上却有一种近乎妇人的神情,是旷达的温柔与原谅。我还记得西塞罗,最后他知道自己愚蠢的阴谋已经失败,而且我秘密地告知他有性命危险的时候,他面露微笑,仿佛我们之间没有争斗,然后说:“你不要发愁。我是个老人了。不管我犯过什么错,我爱过国家。”后来我听说,他带着同样的风度引颈就戮。

那是罗马的世界，那里没有人了解自己的敌人或朋友，那里特权比美德更受到敬仰，那里原则已经成了私利的奴仆。

屋大维，严肃地：“我舅公有一次告诉我要读诗人的作品，喜爱它们、运用它们——但决不听信它们。”

屋大维，轻轻地：“我舅公有一次跟我说，太审慎可能会像太鲁莽一样，是确定无疑的死亡之路。”


在这晨早的沉寂中，白天那些事似乎遥远而不真实。我清楚我的人生道路——我们大家的人生道路——都被改变了。其他人感想如何？他们知道吗？

他们知道我们面前这条路的尽头要么是死亡，要么是伟大吗？这两个词在我脑海里转了又转，转了又转，最后仿佛是同一个。

那一刻傻气的笑声是最强健的纽带，后来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一切——胜利或失败、忠诚或背叛、悲伤或喜悦——都及不上它。但青春岁月会流逝，我们的一部分也随之流逝，一去无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