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多少年来一直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种族与文化”、“内政与外族的关联性”等几个命题内兜圈子。赞同者有之,使得同一命题越做越深、越做越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但破多于立，虽然指陈这些学说的种种不是,但却未能建立新的学说。
中古政治史研究，亟待转换视角,开拓视野,寻找突破点。记得多年前谷川道雄教授来北大历史系访问，他晚年一直在“兜售”内藤湖南的理论，当时我被历史系指派去与他对谈，我以唐代宗教史的变迁为例，力陈变革的分水岭在安史之乱，其时我正在通过四川禅僧的《历代法宝记》所编师子比丘击败外道末曼尼和弥师诃的故事，来考察安史之乱前后佛教、摩尼教、景教内部不同社会力量的变动情形。谷川教授肯定地说,内藤的理论的确忽视了宗教方面
其实，不论是内藤湖南，还是陈寅恪，他们的观点自然受到自身家族和所处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关注点多在皇帝贵戚，在世家大族，在社会精英，而很少关注社会下层、边缘、左道旁门。然而，一个社会的变迁，并不仅仅在于上层社会，社会下层的各种势力的升迁变化，越到后来，越形重要，这是当今治史者普遍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