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启蒙人士来说,创作新小说只是开端,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希望由改造小说开始,将启蒙关怀灌注于一切大众喜闻乐见文类的生产中,推延至各个地区、各色人等,“先由小说以推而至于演剧、说大书、唱小曲,无不有此。先由通都大邑,推而至穷乡僻壤,无不如此,必期至台阁之宠妾、黄发之村童,皆以此为谈笑之具,则其力之巨,以士夫较之,有天渊之别也”。

不过,禁书乃老生常谈,大家早已领教多次、司空见惯。且从以往查禁效果来说,收效不大,经常会适得其反,在清末新式传播媒体大量岀现的情况下,还会招致舆论抨击,倒等于给被禁的阅读品做了广告,愈禁愈增加其分量和销量。禁止阅读显然不能正本清源,要想不让大众阅读某些书,就必须预备相应的读物代替,否则效果不会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生产出合适的替代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才是“不禁之禁”之道。“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2没有读者的阅读,新的文类生产再多又有何用?故此,梁启超号召:“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③换言之,从把持庶民大众的“淫辞小说”入手,就成为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