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在这里还值得提醒一下,父母把孩子看成自我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力量造成的,而并不是件生物的事实。我们自己社会中用血统观念来加强亲子一体的信念,以致我们常不自觉地认为子女是父母生物上的支派。若我们记得魏斯曼( Weismann)的“种质论”,就可以对于这种信念发生一点修改了。据这个学说,当我们还在胚胎开始分化的时候,体质和种质已经分存。体质长成我们的五官、四肢、内脏、躯身;而种质则系留着预备再度创造新个体。种质是原始的,历经世代而仍保其真元;体质是一代一代由幼而老,由老而衰,是断隔的。我们自觉的自我,乃是这个断隔的体质。我们的体质不是得自父母的体质,而是大家从同一的种质上长出来的。父母所给的不过是新体的抚育罢了。
社会用各种方法使父母对于子女在心理上认为是一体,更使他们觉得子女的成就比自己更重要。能做到这程度,社会才放心把新成员的长成交给孩子的父母去照顾。把理想自我交卸给子女,一方面不失为解决个人内心矛盾的出路,另一方面正合抚育作用的需要。

把理想自我转渡到孩子身上去,固然有放卸责任的危险,但是在相当的范围之内,也正是抚育作用所需要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所具的理想,并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对他的期望。我们在别人的贬褒中筑成我们的理想。因之,理想中的自我实在是社会标准的反映,现实和理想的差别,也正是个人和社会的歧异。

我们若肯仔细分析自己烦恼的原因,时常会发现在我们心中有两个自我在纠缠:一个是理想的自我,另一个是现实的自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在于他是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度时间中。人不能没有计划地生活。在他决定现在的行为时,他眼睛望着将来。他至少要假定明天一定还是活着,才能倒头睡下去。若是我们对于将来觉得一切都在未知之列,一切的遭遇都属可能,我们委实就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才好。我们总是觉得现在不过是将来的预备。

当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把过去的一切罪过、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在神前痛快地忏悔了一场，他再度鼓着勇气来追赶理想时，的确可以感到一些重生的意味。大病初愈，或是企图过一次未遂的自杀后，把原有煎迫着人的理想计划弃如敝帚的当口，一个人也同样地会觉得精神上的轻快，重生了一次。可是这些不但不是普通人都能得到的经验，而且也都是暂时的逃避。普通人怎样来卸去一些悔恨的重负，满足“再来一次”的重生愿望呢？——生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