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尺度,是随当时政治形势而变化的。这就使我们得以明白文字狱的处置何以有这种大起大落的现象。乾隆是“太平盛世”,皇帝没有政治经济大问题值得担心,可以放手对付读书人了。这就是历史上往往在经济恢复、政局稳定的时候,在文化战线上反而会出现大小波涛的原因。清代诸帝总是对汉人的知识阶层不放心,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怀疑,对草野遗民更是念念不忘,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使之服服帖帖不再生事。

在精明的主子手下工作,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提防无从悬揣的挑剔指摘,只有一个办法,提高警惕加码诛求,把定罪拟得严严的,宁愿由主子来“加恩”末减,虽然同样活不出,斩决到底是轻于凌迟的,这就是皇恩浩荡了。

这通上逾长得很,可见乾隆是很花了一番心力,细细研究原诗,苦苦追寻底蕴,这才洋洋洒洒地完成了批判的。胡中藻的原诗固然不成诗,乾隆的这些播论也无疑是神经衰弱者的梦呓,其所以如此,因为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早被看做朋党奸人的原故。已确定了对象是坏种,那么坏种的言一行都自然是狂吠了。至于上纲上线,那是并不困难的,中国从古就有猜谜、射覆这些花样,方块字又是那么灵活的事物,在惯做截搭题的好手看来,简直就不算是
一同事。乾隆在这里实在是给奴才们树立了榜样,娘才们也心领神会,放手大干起来,于是大量千奇百怪的案子出现了,到底造成了普遍的战战兢兢鸦雀无声的局面,这实在是皇帝所万分希望出现的局面。

,“康熙宽大,乾隆疏两,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早衰亡。”(杨启樵)清史专家郑天挺也称赞他是清初的“三个好皇帝”之一。专家的意见是有根据的,例如指出他每天批阅的奏折、部本、通本,就多至二三十件甚至五六十件,因此可以无愧为古往今来“最勤政的阜帝”云。而他的“朱批谕旨”,也不只是讨论政治问题,有时还要对宠臣说些甜蜜的心腹话,甚至指天发誓,有如情书,就没有别的皇帝这样作过。称之为极有特色的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是没有疑义的。
雍正别出心裁富有创造性的言行是很不少的。继位前后的措置,收拾弟兄间的争位对手,对年羹尧、隆科多这样的“重臣”心狠手辣的打击,就都办得干净利落,使人佩服,但这些还并未跳出历代统治者的常规,算不得崭新的创造。只有雍正七年颁布《大义觉迷录》的一案,才是值得认真注意的。有人煽动大

曾静给岳锺琪的原信一直没有发表过。开始时岳锤琪是不敢冒睐呈览的,因为内容实在太露骨了,但雍正却说,“犬吠兽啼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览之”。态度似乎颇为从容,但当他看到原件之后,却不能不惊呼:“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这确是由衷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