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伊索克拉底）指出,君主的职责不是说服而是命令,亚历山大应当远离辩论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建议,即便它是出于偏狭的动机。然而不用多说,它被无视了。

在一份著名的残篇中,他建议亚历山大做“希腊人的领导者( hegemon)而做蛮族人的暴君;要像对待朋友和亲人一样照顾前者,而像对付野兽或植物那样处置后者”。
人们经常认为，亚历山大在排外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有着根本的分歧，这位未来的世界征服者有着比“城邦”更广阔的政治眼界。

当有人向他提议,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短跑健将,完全可以去参加奥林匹亚赛会时,他回答说只有其他国王作他的竞争对手,他才会参加比赛。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性格,而且跟我们对他成年后的性格的了解相当吻合。当亚历山大正在整个亚洲追赶大流士( Darius)时,他听说亚里士多德发表了一篇专论,一篇关于形而上学的更加深奥难懂的重要著作,这篇专论原本只留与少数优秀学生口头讨论,因而也是米扎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国王尽管忙于其他燃眉之事,但仍抽出时间给他的前任老师写了一封信,一封简短而带有怨怒之气的信。他质问道:“倘若这些我受其训练的学说成了所有人共有的知识财富,那我又能在什么方面超过其他人呢?”亚里士多德安慰性地回复说,这篇专论对于没有上过他课的人而言毫无意义,而且事实上它发表出来只是作为初学者的备忘纲要而已这个回答有点苍白无力,绝非精心措辞来抚慰亚历山大那被激怒且有极端王者心态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