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任何提高自治的措施都可能降低犯罪率,但是在长期也可能引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当政府面临选择:是靠“压”来解决突发性问题,还是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时,政府总偏爱前一种。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

浙江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认为国际流动和国内流动有本质的不同。
一个例子是印度南部安得拉邦,那里是我所研究的全球流动的计算机技术劳工的重要源发地。在当地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卡玛种姓中的年轻人,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然后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又从印度流动到西方。“在安得拉地区(安得拉邦的沿海平原,那里有印度最肥沃的土地)有地,在海得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距离安得拉地区300公里)有房,在美国有
工作”,这是他们家庭的奋斗目标。

我在做浙江村”研究的时候(1992年到1998),主导中国知识界的是种精英主义,认为中国是全面落后的,尤其是其人口素质太差,而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将是中国唯一的发展目标。“浙江村”研究希望挑战这一意识。


此外，我对印度的研究使我注意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方面。(在2003年5月份的回访期间我得知“浙江村”南部的大兴区兴建了一个服装工业园,并吸引了四十多家“浙江村”企业入盟。这正是我在1995年大清理之前对北京市政府提出的建议。尽管这一举措有利于打破行政边界，但是这一政策仅仅惠及那些已经聚集了足够财富的大户。而普通的流动工人,包括“浙江村”里的雇工,依然要面对强大的行政藩篱和社会歧视。为一小部分人打破边界,往往意味着剩下的多数人要面临更多的障碍。比如在中国,那些受政府欢迎的成功经济人士的流动,促使大城市的房价激涨,意味着一般的流动群体的生活更加艰辛。我的“浙江村”研究带有自由放任的政策取向,而我现在觉得一个更现实的危险是,政府可能会过分迎合新成功者而损害其也群体的福利。

我希望通过充分的细节来说服读者: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会自主性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我当年那么投入地整理记录细节,是觉得一个新的历史在自己眼前形成,我被其鲜活生动深深吸引,强烈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些细节。

由于自主性的破坏,体制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但是并不因此有更强的社会吸纳能力。新式精英因此紧随体制,而他们发展群众基础的意愿和能力都不如老的大人物了。

写这本书时，作者和调查对象有超乎寻常的亲密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

如今的社会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基金申请指南、a刊要求、框架、假设，粘稠的术语和雕琢的论证，堵塞了对话，窒息了思考。


近来新兴的底层书写中，底层者多以受害人的面目出现，而不是以多面立体的、群体的、历史主体的身份站出来。多有感人的叹息，少有勃发的生命。要让群众看到饱满的自己，需要直面他们的经验和忧虑，需要解释他们的忧虑从哪来，需要亮出他们的坚韧、顽强、智慧和希望。

序三：2001年10月1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计划放宽户籍制度。


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社会紧张的主要原因,因为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已经不能阻止人们实际上的流动。

其次,自发人口流动诱发的社会紧张归根结底是由行政体系的总体特征造成的,户籍制度只是这个行政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中国
行政体系严格依据地缘边界(尤其是省级)划分权利和责任。比如北京市政府在1995年清除“浙江村”时,发布了一条特别禁令:严厉禁止北京任何区县接纳浙江村人，以期把这些流动人口彻底推出北京的行政边界。


第三个也是更根本性的原因,是国家对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疑虑在地域化的行政体系下,地域和空间界限本身并不重要;地域显得重要,是因为体制相信,把人限定在具有明确行政边界的地域之内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