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写这本书？
@我清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著名人士在某著名大学尝试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而告失败。他对新闻界宣称,失败的原因是教员素质太差”。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它背后有明显的悖论。改革方案不是艺术品,别人接受不了,只能说明方案设计者在自己考虑不周,甚至无能。怎么能把板子打到对方身上呢?但是其这样的逻辑偏偏在相当一段时间,以至到现在,还很盛行。“素质太低”几乎是所有人挂在嘴边的论调,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对那位改革者,以及大部分感叹“素质太低”的人,还是感到尊敬。他们毕竟在认真想着这个社会里的事。在更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满怀热情的社会科学专家和革命家,在为群众谋福利的努力中造成群众的痛苦。
@当人们在说“素质低”“太落后”等等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一个理论在。正是和他心里的理性认识相比人们才显得“素质低”。不是缺乏理性,而是过于理性。或者更精确
地说,是固守了僵化的理性。

@这样的焦虑和灰心恐怕是危险的。“忧患意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应该怎么办。(不管是一个人还
一个民族，发展主要来自不断的探索而不是事先揽子的设计。设计可以仅凭理性,而探索必须要有自信作为支撑。在我看来,我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