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倡导自由的教育首先应该是基于事实与价值观的教育一个体多样性和基因独特性这一事实,以及自由、宽容和友爱的价值,它们是这些事实在伦理上的必然推论。但不幸的是,光有正确的知识与合理的原则并不足够。平淡的真相或许会被令人兴奋激动的谎言所掩盖。对激情的巧妙利用总是良好的决心所无法抵挡的。

而且,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即使在最强大的文化塑造之下,一个极端的内胚叶型者(用威廉·赫伯特·谢尔登的术语进行形容)仍会保持他那好交际和贪图享乐的特征,而一个极端的中胚层体型者仍会保持精力充沛不畏艰难的特征,而一个极端的外胚叶型者会总是孤僻、内向而过于敏感。

无论每一个人从社会接受了什么(或许更确切地说,是他从与其联系的群体中的无论在世或已经去世的其他个体或由他们撰写的符号记录所接受的东西),都会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运用—以他
独特的感受、他的生化构造、他的身体和性情,与别人无关没有任何一种科学解释,无论它有多么综合完善,能够搪塞解释掉这些不言自明的事实。让我们记住,斯金纳教授的科学式的人的写照认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科学式的写照。

人们实际所看到的听到的内容要比他们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内容多得多,他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内容被记录在无意识层面里,或许会影响他们有意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但不幸的是,酒精不仅能悦人心,如果饮用过量,还会引发疾病和上瘾,而且过去八千到一万年以来,它一直是罪恶、家庭不幸、道德败坏和原本可以避免的惨剧的主要肇因。

哲学教导我们要去怀疑似乎不言自明的事物。而政治宣传则教导我们要接受不言自明的事物,不去进行判断或怀疑。煽动家的目的是让整个社会都奉他为领袖。

阅读是一种个体性而不是集体性的行为。作家只对在正常清醒状态下端坐的个体倾诉,而演说家的对象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众他们已经服下了畜群毒药,做好了准备。

城市生活是匿名性的,也是抽象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完整的人格,而是经济功能的体现,当他们不工作时,就只是不负责任的贪图享乐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个体会感觉到孤单和无足轻重。他们的存在失去了任何意义。
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有一定的群居性,但不是彻底的社会性动物—他更像是一头狼或一头大象,而不是一只蜜蜂或一只蚂蚁。

在社会范畴和政治经济的范畴里,渴望秩序的意志造成了真正的危险。
在这里,将无法理解的多样性在理论上归纳为可以理解的统一性意味着在实践中将人性化的多样性归结为非人性化的一致性,将自由变为奴役。

从混沌中确立秩序,在不协调中构建和谐,从多样性中归纳出统一性的愿望是一种思想本能,是精神的基本冲动。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王国内,我所说的“渴望秩序的意志”的作用大体上是好事。

科学或许可以被定义为“将多样性归纳为统一性”。它的宗旨是通过忽略个别事件的独特性,专注于事件之间的共性总结出某个能够被理解和有效处理的“法则”,去解释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纷繁复杂的现象。

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非个体化了。他们的顺从方式是他们形成了“一致性”。

弗罗姆博士说,“不要将精神健全等同于防止症状的出现。这些症状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有症状就表明有冲突,而冲突总是意味着渴望完整与快乐的生命的力量仍在抗争。”真正无药可救的精神病患者是那些看上去很正常的人。“他们许多人很正常是因为他们非常适应我们的生存模式,因为他们从早年就失去了发出人性呐喊的声音,他们甚至不会去挣扎,或承受苦难,或像精神病患者那样表现出症状。”他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常人,他们只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社会里的正常人。他们完美地适应了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这就是衡量他们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的尺度。

灯塔的门是虚掩的。他们推开门,走进被百叶窗遮挡的昏暗中,穿过一道拱门,更加深入房间,看到通往更高几层的楼梯的底端。就在拱门顶端的下方有一双脚在摇荡着。
野人先生!
就像两根不徐不急的指南针的指针,那双脚缓缓地向右旋转:北边,东北边,东边,东南边,南边,西南偏南,然后停顿下来,过了几秒钟后,不徐不急地向左转回去:西南偏南，南边,东南边,东边……

上帝在保险柜里,而吾主福特在书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