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艺术创作的心声:当你完成了最伟大的作品,它便离你而去,因为艺术的最高诉求并非任何实体,而是那遥不可及的精神的涅槃。付之一炬正是涅槃的象征。

“我”是谁?我们深陷于错综复杂的凡俗之中,对于别人和他们的生活无从知晓,只是凭着臆想,做出可能的判断。一切仿佛都是真实的,一切又都极不可靠。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也成为这部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形象。和模糊不清的斯特里克兰一样,“我”是一个孤独的叙述者,一个可能的存在。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孤独与隔膜,它出现在自一八五七年问世的《恶之花》以来的诗歌、小说、绘画、戏剧、电影等一切艺术形式之中，只是在这部小说中显得较为温和，这个“我”不是那么离经叛道。

一百多年前,奥斯卡·王尔德写下这样的话:“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这简直可以拿来概括《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