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2008年年底到2012年视为一个经济周期的话,可以看到四个重要的新特征。

其一,中央政府对产业经济的主导能力非常强悍,而其政策的传导性则更会层层加码。无论是机械装备、光伏还是造船业,在四年时间里的规模扩容均非顶层设计时所预想,而出现了倍级的扩容效应。它非常容易形成GDP意义上的大胜利,然后又会在下一轮周期调整中发生严重的失控。

其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摆脱对投资的路径依赖。相比于内需消费的唤醒,以大规模货币投放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无疑是一剂立见成效的猛药,但是,它所造成的后遗症则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本控制的银行系统扮演了“白马骑士”和后果承担者的双重角色,金融系统和地方债务平台的高风险,成为长期存在的隐形危机。

其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城市化运动进入中期,外延式发展的边界渐渐出现,陡然增加的制造能力很容易在周期波动中出现战略性过剩终而造成企业的危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以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为主题的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行。

其四,作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中国产业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国际能源的价格和产业格局重构,甚至足以影响一些能源输出国的政局稳定。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当中国的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就会相应下降0.7个百分点。“中国效应”的传导性变得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可怕,它成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中枢地区,也是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既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它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