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他州调研时，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听到我的姓氏便很生气。
“韦斯特弗，”他阴着脸说， “跟肖恩有什么关系吗？”
“那是我哥哥。”
“好吧，上次见到你哥哥，”他在最后一个词上加重语气，好像在上面吐了口唾沫， “他用双手指住我表姐的脖子，把她的头朝砖墙上撞。要不是我祖父，他会要了她的命。”
终于找到了。一个证人。一个不偏不倚的描述。但当我听到它时，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了。自我怀疑的狂热早已褪去。那并不意味着我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但我相信它就像相信别人的记忆一样，甚至相信它比一些人的记忆更可信。
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那年夏天,我拿到了去巴黎学习的助学金。德鲁与我同去。我们住在第六区靠近卢森堡公园的公寓。在那里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句话说起来几乎是陈词滥调。我被城市里游客最多的地方屏吸引,这样我就可以加入其中。那是一种狂热的遗忘方式,整个夏天我都在追逐它:在成群的游客中忘记自我,允许自己抹去全部的个性、性格和历史。景点越是有粗鲁的吸引力,我就越被其吸引。

我获得了哈佛大学访学奖学金。从没有哪个消息像这样让我漠不关心。我知道，作为一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竟被允许去那样的地方读书，我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我已开始思考教育让我付出的代价，开始对它心生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