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文献中的母亲们也曾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相同的幻想，例如可以在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卡茨·罗斯曼（Barbara Katz Rothman）所写的段落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她幻想自己的孩子被带走时，也持续强调她喜爱母亲身份：“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喜欢当妈妈，我正满是激情地为母亲身份辩护。我对我的孩子大叫，希望自己能够离他们很远很远，我感到愤怒、沮丧，有着纯然憎恨的时刻——所有够诚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那些都是母亲的一部分。但我喜欢当妈妈。”
这些母亲们所共有的幻想，其区别在于叙述后的“但”。对一些母亲来说，幻想孩子们消失或从她们生活中移除，也可能是她们所爱的母亲经历的一部分。而对另一些母亲来说，那些幻想是后悔的一部分，她们希望完全移除自己的母亲身份，并让自己恢复到从前那个没有生下子女的女人的身份。
但因为“孩子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及她们自觉自己是母亲，因此她们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的幻想会像一阵吹在脖子上的冷风，提醒她们，有时是每一分、每一秒，让她们知道自己永远都是孩子的妈妈。因此就像多琳所说的，在这个“人生的数学运算”中，她们选择维持现状，那些将自己从家庭数学式中删除的选项被往后推了。
母亲们对于母亲身份“看不到出口”及“缺乏中场休息”深有同感，她们觉得必须将孩子的需求放在首位，她们有义务留下。尽管有着那些自行消失的幻想，但母亲们还是说自己别无选择，而将自己定位在家庭与母亲身份之中，因为她们将孩子的福祉视为第一优先顺序，她们需要让自己的幻想消失。在这样的脉络下，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认为，母亲们内心显然可能会从强烈的爱转变为渴望摆脱孩子们，但她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基于她们和子女间的承诺——永不过期的爱。
然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样的爱可以维持什么呢？就像鲁迪克所提到的，这样的爱可以维持孩子们目前及未来的福祉，同时，对那些害怕社会崩溃的人来说，这样的爱也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一个决定和孩子们分开的母亲会改变世界秩序，她偏离社会所接受的行动准则，而这个准则是基于要求苛刻的母亲模范所制定的，故而她们会因为社会注视的目光而在现实中维持现状，只在脑海中用想象力违规，这些准则已经内化在她们心中，以确保社会秩序仍然不变。由于内疚，以及恐惧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愤怒将使她们变得孤独，所以保证不离开不只是为了孩子，也是因为她们害怕独自面对社会的指责。
不过，父亲是被差别对待的：社会可能也会鄙视离开孩子的父亲，但他们不至于遭受女性要面对的强烈谴责。公众对于离开孩子的父亲关注较少，实际上，分手或离婚后，放下伴侣及孩子离家而去的父亲比母亲要来得多。当女性离家时，她们会被贴标签并受到谴责，而且被迫放弃她们被孩子称为妈妈的权利。
社会认为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性（而男人没有这个天性），因为这个一致的、神话般的、超乎历史的看法而谴责女性。
因此，男人、女人、心理健康专家及法律代理人经常以此为理由免除父亲的责任，对他们的离家抱持相对沉默的态度。但母亲们往往为相同的事受到强烈的谴责。有时候她们还是离开了，女人可能会想要、同意或建立协议，让自己和孩子分开住，但不后悔孩子的出生。分开居住可能是一种后悔的实践行为，或是为了应付后悔而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