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也许会在刺刀见红的革命中曝尸街头，也许会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角逐中注定头破血流，但是你无法否认的是，归根结底，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事实上，这个时代对于思想者的要求会更多，它要求我们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要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要做一个理想高蹈的空想主义者。在设定了如此之多的禁区之后，最后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每一个思想者细细斟酌。

经验性的事实、理想性的目标以及可行的路径，这三个因素相互制约又彼此支撑，只有找到最为合理的平衡，才可能生产出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知识成果。

某种意义上，个人始终是行走在信心的荒凉地带，读书写字思考会在很大程度上平复它，但终究无能彻底解决它。

消除令人痛苦的恶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更为紧迫。羞辱是一种让人痛苦的恶，而尊敬则是一种善。因此消除羞辱应该优先于给予尊敬。

在价值排序上靠前的事物并不一定在流行程度排序上靠前，这本是一个当然之义，今日中国的某些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心急火燎忧心忡忡，我猜想部分原因不是担忧他们主张的价值在排序上不高，而是焦虑他们的流行程度不广。把最可欲的做成最流行的，拿最流行的等同于最相关的，都是思维混乱的表现。

亚里士多德称，年轻人不适合学习政治学，因为他们缺少人生经验，而生活经验恰恰是进行（政治学）论证的主题和前提。又说，一个性格上稚嫩的人也不适合学习政治学，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和研究中太过纵情使气。由此可见，学习政治学必须要懂得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类的局限性，而不能一味援引书本知识或者诉诸性情理想，妄图在人世建立一个空想的至善。

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生的确就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

一种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个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索尔·贝娄说：“当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这句话的隐含之意是，思考和阅读也许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些最为基本的事理和道理，但不能直接提升我们的气节和勇气，更无法直接激发行动。

不过仅仅认识到差异性仍然不构成全面的理解。按维特根斯坦的想法，“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而所谓理解，就是在看到差异的同时又“看到联系”。这个说法让我想起圆明园里“黄花阵”，这是一座乾隆年间修建的迷宫，我曾先后走过三五回，每一次我都比别人更快地走出迷宫，不是因为我更加聪明，而是因为我的个子高，所以我可以探出迷宫的围墙看清楚哪一条是死路哪一条是活路。
思想同样如此，只有站在思想的高墙上，我们才可能看清楚那些沟壑，明白哪里是死路哪里是活路。

在我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专业化思考哲学问题的典范。几乎在每个学期的第一堂课上，我都会给学生转述罗尔斯的一段话：“原著是务必为人所知、所尊重的东西……我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些人物比我要聪明得多。如果他们不比我聪明的话，我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我的时间和同学们的时间呢？如果我在他们的论证中发现了一个错误，我便假定他们也发现了它，并且确信他们已经对它作了处理。那么，他们是在哪里处理它们的呢？我考查他们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不愿意向这些榜样提出反对意见；因为那样做太容易，而且会忽视一些重要的东西。”

面相的转换也许可以缓解这一冲突，但是这更像是一种和解而非理解，因为所谓理解不仅需要双方梳着偏分、打着领带、彬彬有礼地互相打招呼，更需要把各自的表述嵌置到同一条生活之流之中，而这或许也正式理解之难的根本所在吧。

“与其说我周围的人是低劣的，不如说他们狭隘得吓人。……因为他们总是误解。这些人不是愚蠢，而是狭隘。在他们的领域里他们足够聪明。但他们缺乏品质，从而缺乏宽度。”——维特根斯坦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种讨厌的人，你跟他讲人道的时候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的时候他跟你讲政策，你跟他讲政策的时候他跟你讲党纪，你跟他讲党纪的时候他跟你讲人生，你跟他讲人生的时候他跟你讲奇迹。总之每次你说什么话，他都能把要点转到另一处，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诡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