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德尔上尉(Captain John Weddell)率领四大船两小船来华崇祯十年(1637)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得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得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威氏竭力反攻。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以后他大事报复烧了好几只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独立评论》第十号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的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作者:蒋廷黻
近人谈唯物史观者,好以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私利解释中国的历史。如要勉强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我们以为在中国应特别注重官吏阶级。这个阶级有其特殊的立场与主观。虽出身是从地主或资产阶级,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唯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扬威宣德,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视外人压迫在外的侨民。
作者:蒋廷黻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1860),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