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而是娓娓道出中国近世百年来的历史演变和人物,折射了一个现代学人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转型的忧虑与思考。
  • 作者:蒋廷黻
  •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 定价:CNY 39.80
  • ISBN:9787214108562
  • 2017-07-12 22:06:51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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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22:10:28 摘录
    然而中央及地方的当局者究竟均是人,还均是中国人,他们也免不了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做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人翁一民众一的意旨所做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不要白过“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们的当局和我们自己的责任。若是白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变”还要发生。至于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它抱乐观的。自从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军阀,除为日本民族挖坟墓外,别无所事。所可忧虑的,日本的失败未见得就是中国的胜利。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独立评论》第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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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22:01:49 摘录
    “九一八”以前的外交,东北当局亦不能完全脱离责任。名义上虽为中央主政,事实上地方实左右之。据我所闻,推诿的政策与其说是中央所决定,不若说是地方所酿成。此外中村案件及高丽人租地问题,地方当局亦未处置得当。三年以前中俄的冲突,表面上与“九一八事变”无关系,事实上确不少。从法理的立场看,中俄的冲突不能说是俄方负责的;从政治的立场上说,简直不必多此一举。当时军事的经过,因为我们只读受过检查的报纸,还是不明真相。日本及欧美的报纸则无所忌讳,他们说苏俄军队实际入中国境者不满三千人;中国军队除一旅外,毫无抵抗能力。在满洲里及海拉尔,中国军队不但没有抵抗,且于奔逃之前,大肆抢掠,冲突的结果是屈服于俄国的条件。最近英国舆论界领袖库得斯氏( lione curtis)发表一部《大问题的中国》,其论中俄冲突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颇值得我们的注意。他说:“日本从此事件得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军队,若以迅速的强有力的行动临之,无不崩溃。中央及地方的关系是如此疏远,外国可以以武力对付满洲的地方政府而不必对中国宣战以事后之明论之,苏俄的胜利,毫无疑问的,给了日本武人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满洲的日本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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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21:59:30 摘录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的宣传集矢于东北地方当局。这自然有其作用。我们不可完全根据这种宣传来评判我们的疆吏。并且我们]还要记得:东北悬挂青天白日旗及积极修路筑路,无论其原动力如何,总是走的路对。张学良氏近日有句话,大致说:“如张氏父子不爱国,哪能有今天之祸变?”其实所谓爱国在今日应该是人人公有的道德,尤其在负国家大任者不能以“爱国”二字搪塞一切。据欧美新闻记者及外交官的调查,近几年来东北人民所受政府及官吏的压迫和剥夺简直不堪言状。这般中立国的人士都说“九一八”以前的政权,就是为东北人民计,是不应该恢复的。凭良心说,东北我也曾实地去考察过,东北的地方行政,若拿关内来比较,只有比平均成绩好,不会比平均成绩坏。但这是因为东北经济较为发达,一切行政的设施比较容易见功效。有了那种经济的基础,当局的人不能励精图治,只知穷兵黩武,闹到财政破产,民不聊生,这责任除东北当局外是丝毫不能移到别人身上的。一国内政的好坏固然不能充作外国侵略理论的根据,但国际政治事实上论理的少,论势的多。就现在国际大势论,东北以往行政的成绩可说是东北问题的致命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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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20:35:56 摘录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烟,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地,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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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20:17:37 摘录
    由现代中国人看来,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这已经够奇了,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这更奇怪了。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在这时期内,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有意反对他的如徵瑞、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我们不必说。据马氏的日记,和他感情甚好的大吏也不少。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于天津,再会于热河。军机大臣松筠陪他游万树园,以后又陪送他到杭州。松筠曾办过中俄的交涉,马氏亦曾出使俄国,所以他们甚相得。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珅与他见面好几次。这些人——其他官阶更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马氏均说对他个人有相当的好感,尤其是松筠和长龄。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人的态度稍有变更呢?马氏所坐的兵船——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过。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的惊醒呢?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何以国人(满汉均在内)没有发生二点觉悟呢?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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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12:01:23 摘录
    这些禁令的烦琐简直是现在的人所不能想象或理解的“番妇”不得来广州。“夷船”,开去以后,“夷商”不得在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夷商”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花地,每月只许三次,每次不得过十人,并需有“通事"随行。"外夷”不许坐轿。“外夷”不许学习中文、购买中国书籍。“外夷"移文到衙门必须由十三行转,必须用"禀”,只许用"夷"字,不许用汉字。“外夷”只许租用十三行。仆役有限数,且须由十三行代雇。每年开市之初(秋末),官吏把这些禁令宣布次,并训令十三行好好地开导那帮不知礼义廉耻的外夷。禁令的实在用意不外三种(一)防止外人开盘踞之渐;(二)防止外人通悉中国政情以俾官吏的奸弊无从告发;(三)防止外人熟悉中国的商情,以便行商得上下物价。行商执行这种禁令的方法不外劝免疏通倘不行,则宣布停止贸易;再不行,则撤退外人的仆役,断绝接济。因这种利器用了多次,每次都见了效,官吏遂以为"驭夷"易如反掌。
    我们在十八世纪末年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又放弃了十七世纪末年康熙皇帝的比较开明的态度而回到明末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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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11:55:32 摘录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外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廾1且限于广州的十三行。十三行的专利实由于环境的凑迫。第一,与外商交易者总是资本比较大的华商,此中有一种自然的专利。第一,外人嫌中国海关衙门纳税的手续过于麻烦,所以常把纳税的事务委托中国商人去办,官吏于是指定少数更殷实的商家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这个责任甚大,保商没有团结不足以当之,倘团结而没有专利亦是得不偿失。得了专利以后,官吏又觉得保商应负更大的责任,于是保商不但要担保外人不漏税走私,且要担保外人安分守己,换言之,管理外人的责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广州外商及外船的水手逐渐增多而杂,中国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且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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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11:03:24 摘录
    近年因为纪念徐文定公,国人对于明末清初的传教事业特别注意。当然,在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能在中国居官受爵,著书立说,中国高层的士大夫竟有信奉天主教者,这都是饶有兴趣的事实。但是在朝廷方面——无论是明还是清——外国传教士的地位是一种技术专家的地位朝廷所以用他们,不过因为他们能改良历法及制造佛郎机炮及红衣炮。士未夫与传教士接近者究竟不多,信教者更少。且这少数信教者岂不是因为那时的天主教加了浓厚的儒教的色彩?我们从乾嘉道咸时代的艺术著作里能找出多少西洋科学方法及科学知识的痕迹呢?十七世纪的传教事业虽然带了不少英雄的风味,终究未在中国引起一种精神运动,中国的文化依然保留了旧观。倘若没有近百年的发展,这事业在中国历史上不过如景教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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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10:58:37 摘录
    威德尔上尉(Captain John Weddell)率领四大船两小船来华崇祯十年(1637)六月驶抵澳门。葡人既不愿英人来分其利,心中又怕威得尔以武力对付,只好虚与委蛇,威得尔急了,就直向虎门驶进。中国官吏的反对,他全置之不理,双方于是备战。八月十二日,武山炮台——虎门炮台之一——开始射击威氏竭力反攻。交战仅半小时,台上兵丁尽逃了。英兵于是上岸占了炮台,悬上英国的国旗并把台上的炮位搬到船上。所谓虎门的天险,在十七世纪已不能限制西人。九月十日中国放了许多火箭喷筒以图焚毁英国船只。这种火攻之法也没有发生效力,威氏说。谢谢上帝,我们没有一人受伤。。以后他大事报复烧了好几只中国水师船,毁了一个村庄,并从村里。拿走了三十头猪。。经过这些硬仗之后,官吏和葡人都知道总须想个收场的办法。终究威氏做了点买卖,但他也担保不再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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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5-01 10:30:58 摘录
    据西人的记载,中国沿海的居民无不乐与外人交易,只要交易是和平的,朝廷尽管要闭关,士大夫尽管倡攘夷,平民能做买卖必定要做。久而久之,统治阶级亦无可奈何,即清高者不过骂一句"奸商"或"汉奸"以了之。现代如此,十六世纪早已如此。在中外商业的开辟之过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许多时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这种互助当做狼狈为奸看,其实君子反自然,商民顺自然。中国士大夫对"商"没有正确观念,所以中华民族在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之中有时不免自作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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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30 20:18:52 摘录
    《中国近代史》
    作者:蒋廷黻
    近人谈唯物史观者,好以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私利解释中国的历史。如要勉强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我们以为在中国应特别注重官吏阶级。这个阶级有其特殊的立场与主观。虽出身是从地主或资产阶级,官吏只为官吏而施治,并不代表任何人,唯其如此,明朝政府始能一面派使出洋扬威宣德,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及坐视外人压迫在外的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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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30 10:37:01 摘录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限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清政府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缘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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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30 10:14:07 摘录
    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订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土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哪里有这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土大夫颇信任他…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做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清政府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中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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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29 10:14:19 摘录
    《中国近代史》
    作者:蒋廷黻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1860),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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