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倾向于运用沟通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而男性则主要靠沟通来做事情和解决问题。大多数男性认为,只要人际关系良好,没有问题,就没有必要谈论它。而女性则不然,她们认为,如果时常与伴侣谈论有关人际关系的话题,那么两人的关系则会更加和谐。当男性对讨论人际关系或感情不感兴趣时,女人往往把男人表现出来的这种沉默误认为是不在乎

我们已经发现，大脑可以在直接的刺激下经历多种情绪,而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情绪只有在现实的生理或心理体验中才会产生

这些结果表明,一旦神经移植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人们将不但能够制造出真实的感官体验,还能够产生与这些体验有关的情绪,甚至我们还能够创造出与这些体验毫无关系的情绪

这种能够控制和改变我们情绪的能力在21世纪后期
将会变得更加意义深远,到那时人类的技术将发展到不
仅仅是神经移植,而是能够将思维过程完全移植到一种
新型计算媒介中去—这也意味着,到那时人类将变成计算机程序……

在个体水平上,研究表明,信仰宗教的人并不一定比不信仰宗教的人更可能表现出道德英雄主义或善行相比之下,灵性是一种内心的崇敬态度,一种对自己或他人不可冒犯的尊敬。此外,它独立于信仰某一宗教或神灵之外,代表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正义的追求,以及灾难来临时临危不惧、坚持不懈。例如阿尔伯特·施韦泽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帮助非洲穷苦病人的伟大事业,既受到了灵性的驱使,又受到了信仰的驱动,他的信仰坚定地遵循理性(见“独立思考:阿尔伯特·施韦泽,人道主义者和医学传道士)。

基督教福音传道者比利·格雷厄姆曾经说过:“信仰并不是反理智的。它是一种超越我们五大感官局限的人类行为。它是一种认知:上帝比人类更伟大,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无法处理的问题交给上帝便能轻易化解。”换句话说,如果信仰愿意接受理智的检验,那便不是真正的信仰。同理,如果信仰是依赖于理性证据存在的,那么当这些证据出现漏洞的时候,信仰便会动摇。

信仰主义的第一个缺陷是,深信事物为真并不需要证明其为真。举一个小例子,你可能曾经坚定地认为圣诞老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是,不管你的这一信仰是多么的坚定和强烈,极有可能你还是错误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不能或者现在还不能从科学角度证明神的超然领域的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不存在。

信仰主义的第二个难题是选择哪种信仰。

情感与理智的完美结合使人们在批判性思维过程中
能够事半功倍。情绪能够帮助人们警觉到问题并洞悉他人的观点，还能够激励人们积极采取行动并解决问题。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人、适应能力强的人,就必须承认情绪的存在,并努力让情绪与理性协力合作,做出更好的、更明智的决策

教育工作者尼尔·诺丁斯认为,批判性思维不应该忽视情绪的作用,而应该在理性与逻辑之中融入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她将融入了关怀与同理心的批判性思维称之为“积极的批判性思维”。例如诺丁斯提出,人们往往能够深切地体会自己孩子的感受,而这种体会又能帮助人们成为好父母,这就可以称之为一种能力。在成人的恋爱关系中,良好的态度意味着需要彼此全身心地投入,倾听对方的内心世界。若能如此,人们就能够在恋爱关系中做出考虑到双方兴趣与利益的选择。

健康的情绪发展——某些认知学家称之为情绪智力—与抽象思维能力呈正相关。情绪智力( emotionalintelligence)是指“准确地感知、评价和表达情绪的能力;酝酿和产生能促进思维能力的感受的能力;理解情绪及情绪性知识的能力,以及控制情绪以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同理心、道德义愤、爱、幸福甚至内疚等情绪都能够促使人们做出更好的决定,从而为推理能力带来积极的影响。

当人们在睡梦中时,大脑中控制情绪和监测逻辑矛盾的部分就会变得异常活跃。根据神经病学家埃里克·诺夫辛格的理论,“这可能正是人们经常在梦境中找到棘手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原因。在梦境中,大脑似乎能够仔细审视内部环境并尝试指明该如何去做,还能够判断该做法是否会与本人身份产生冲突。”

在很多人看来,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在其著作《斐德罗篇》中提出,人的灵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理性的部分和两个非理性的部分。两个非理性部分指的是情绪和身体欲望,例如饥饿感和性欲望。柏拉图主张,当灵魂的这三个部分和谐共存时,人就会处于一种最佳状态。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理性应处于主导地位,就像驾驭战车的战士,情绪和身体欲望则像接受指挥的马匹

由于合理化会忽视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运用合理化机制的人们经常会陷入双重思想。双重思想( doublethink)是指个体同时持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或“双重标准”,即同时认为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这种现象在人们面对存在强烈争议的问题上尤为普遍,比如奴隶制度、种族和女性权利等问题。人们不是对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进行理性分析,而是不
知不觉地陷入双重思想中。

比如,当被问及男女是否平等的问题时,大多数大学生表示他们认为男女是平等的。然而,当涉及生活方式和职业等问题时,这些宣称男女平等和自由选择权的学生却说,女性应该是丿儿童的主要照料者。大多数老师对待男学生和女学生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最狂热的女权主义者也不乏例外,老师们表扬男生的次数更多,对男生的捣乱行为也更加容忍。当老师们看到自己班级的录像带时,大多数都对自己忽视女生和轻视女生贡献和成绩的程度感到震惊。

尽管有时哪个是最佳的选择方案一目了然,但更多的情况却是,我们在做决定前需要对互相矛盾的观点深入分析。当面对相互对立的方案时,有些人能够轻易而迅速地做出决定,是因为他们以前对某个方案已经有所偏爱。如此一来,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或做出合理解释的依据是个人喜好或观点,而不是基于对两种观点的批判性分析。在一项关于决策的实验中,心理学家A.H.马丁发现,个体对自己的决定进行合理化的同时伴随着强烈的满足感,从而能够进一步说服个体认为自己的偏好是恰当无误的。

批判性思维者乐于克服个人偏见。

他们的心智开放,拥有反思性的怀疑态度。关键在于,他们不会武断地对某个问题直接得出结论,比如,什么职业最适合我?堕胎不道德吗?上帝是否存在?妇女在家庭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相反,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他们会批判性地考察支持不同观点的证据和假设。如此一来,高效的批判性思维者能够很好地权衡自己的观点和怀疑。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最先提出了怀疑方法( method of doubts,也译作怀疑论)来悬置信念。这种批判性的分析方法自古以来就受到科学和哲学等领域的偏爱,它起源于怀疑主义立场,即把先入之见置于一旁。笛卡尔写下了运用怀疑方法的有关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如果我没有明确的知识证明它的真实性,我绝不相信任何事物为真。也就是说,努力避免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做出轻率的结论,我仅仅根据非常清晰明白而毫无疑义的观念做出判断。

有一点非常重要,在批判性地审视自己深信不疑的信念和权威人士的观点时,你要乐于采取怀疑的态度。爱因斯坦(1879—1955)在提出相对论时便运用了怀疑方法,当时公众普遍认为时间是“绝对的”,也就是固定不变的,而他则对这一公认的信念提出了质疑相反,信念方法( method of belief)会妨碍怀疑精神。当人们沉浸于书籍、电影或游戏时,经常会出现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所说的“自愿放弃怀疑”。如果我们对某些问题有根深蒂固的看法,而且不能够开放地思考相反的观点,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信念方法就会发挥作用。比如,在人工流产的
赞成者与反对者的对话之中,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赞成者要想克服自己的偏见,就应真诚地敞开胸襟,听取反对者的意见,而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怀疑对方的传统立场上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具备同理心、积极倾听的技能和好奇心。

这些实验表明,即便算不上大多数,但确实有许多美国人会不加批判地服从权威的命令。与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结果一样,斯坦福监狱实验也表明,如果存在社会支持和制度支持或者能诿罪于人,普通人也会做出违心之举,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米尔格拉姆写道:

尽管普通人只是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并不怀有特别的敌意,但仍可能成为可怕的毁灭力量的代理人。而且,即使其所作所为的危害性变得非常明显,且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基本原则,也几乎没有人拥有反抗权威所必需的资源。

人们反抗权威需要哪些资源呢?明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必不可少。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拒绝继续服从命令的人能说出合理的理由,比如“给别人带来伤害是错误的”。相比而言,继续实施电击的人尽管明知自己的行为错误,仍然服从了权威人物提出的不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