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现象就像波浪，是深海动荡在海面上的表现，而我们对海底一无所知

所以，如果我们不想闯入模棱两可的猜测和不可验证的假设中去，只安全地待在科学可以研究的狭窄范围内，我们所有能做的，就是只观察和研究可见的现象。

当文明的结构腐烂，使其倒塌的总是民众。只有在这种时刻，民众的大使命才清晰可见，而一时的数量论仿佛成了历史的唯一哲学。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与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初看上去是政党更迭、外敌入侵或王朝覆灭造成的。但是,当我们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藏在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真实原因—民族思想的深远变革。真正的历史大动荡,不是那些让我们惊骇的宏大、暴力的场面,而是文明的重建,其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发生变化。令人记忆深刻的历史事件,不过是由人类思想的无形变化带来的可见后果。这些大事件之所以并不常见,是因为人类种族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历代相传的思想根基。

决定人们史地位的重要原因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后人对他们的认知,所以真实性和表象之间不必存在必然的联系。

总结弗洛伊德对勒庞矛盾的评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勒庞善于把握群体或者是群体的集体行为的特点,但是对于这些行为的本质原因却不甚清楚。换句话说,在弗洛伊德眼里,勒庞就像是一条只会寻找猎物的狗,只能够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对于表面之下隐藏的重要理论无能为力。但是自己却和他恰恰相反,能够挖掘出事物表面之下的本质,并诠释出这种本质。

从上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除了用心牢记课本上的知识以外，什么都不会做，他的判断力或个人的主动性从来都没有实践过。就他而言，受教育只不过是死记硬背和绝对服从。

只要少数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群体，即使他们都是非常有学识的人，在他们的特长之外一样会呈现出群体的特征。在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时候才有的观察的能力和批判精神很快就会消失。

在群体中，不可能的事情不会存在，要想理解那些创造和传播最不可能实现的传奇和故事的能力，我们有必要将这一点熟记于心。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发现，群体可以在一段时间里从最残忍的残暴转变为最极端的慷慨和英雄主义。群体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扮演一个刽子手的角色，也很容易扮演一个烈士的角色。

群体绝不允许怀疑或不确定——它们在感情上总会走极端。

他或许是一个有教养的个人，但是他在群体里却变成了一个野蛮人——一个靠本能行动的生物。他具有自发性、生性暴躁、残忍，还拥有原始物种所具有的满腔热情和英雄主义，同原始物种更加相像的是，他愿意让自己被言语和形象所影响——这样的言语和形象在组成群体的个人孤立存在的情况下，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他被诱使去做一些同他最为明显的利益和他最熟知的习惯格格不入的行动。一个群体里的一个人，不过是众多沙粒当中的一颗，可以被大风吹到任何地方。

他不大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去产生那些想法：群体都是匿名的，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那些总是控制个人的责任感会消失殆尽。

群体不善于论证，却急于求成。他们现在所身处的组织给予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