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在清华就读时研究的课题为“中国人种考”,李济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尽管只有短短不足一年时间,但对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吴氏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引言中,曾透露了他醉心考古人类学的心愿根植于清华,并受李济的影响至大。吴说:“当李济博士在夏县史前遗址进行发掘时,我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济博士将其发掘所得的遗物带回大学。从典型器物的展览以至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在茶话会中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军事战略构想。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
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40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
恐怖之中。

11月11日,淞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苦苦支撑达三个月之久。此次战役,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约103万人,日本动用了28万海军陆战队与陆军精锐部队,挟4艘航空母舰、34艘大型军舰、400余架飞机与近400辆战车,与约75万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兵团会战。中日双方死伤俱重,日方阵亡达10万人,中方阵亡约30万。以规模与死伤人数论,此次战役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型的会战之一,无论是后来闻名欧洲的诺曼底登陆,还是太平洋战场的硫黄島大血战,都无法与之匹敌。由于装备与兵员素质等诸方面的差距悬殊,中国军队在苦战三个月后伤亡过重,力不能敌,被迫从苏州河南岸撤出。
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紧要时刻。

陈寅恪原是奔李庄而来,最终却舍李庄而去。自此,一代史学大师失去了李庄,李庄失去了这位三百年才得一见的大师。而史语所同人与陈寅恪之间的交往也如滚滚长江中游走的鱼,渐行渐远,直至冲出三峡汇入大海的那一刻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

陈寅恪居住的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联大教室则位于昆明文林街,每逢上课,陈寅恪都需步行一里多路到校。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剥离,仅剩左眼视
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有学生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每到上课时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遭到婉拒。据一位学生回忆:“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据说,傅斯年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虽已成了学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乃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老太太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或是对母亲解释,或是好言安慰。

此时梁启超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与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于北京西山脚下。梁林夫妇专程从沈阳赶回北平奔丧并设计了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墓碑。梁思成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件建筑作品,竟是父亲的墓碑。天命人事如此聚合,令人不胜欷顱。

金岳霖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第一,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老金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
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当一种职业来经营。“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知识分子要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并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一个是蓄谋已久,一个是最终奋起；一个旨在毕其功于一役,一个做好了苦撑待变的准备。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将近6年间,中国政府尝试了一切以非军事手段化解冲突的方式,最终无一奏效。“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然而日本和政客永无止境的贪欲,最终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逼到了最后关头。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决心用血肉筑起新的万里长城。
这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当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至此终于到来。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怆怀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鸣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