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地方:不管你身处何地,虚拟的教会都可提供服务。只需选择一个虚拟化身,你就能在虚拟的教堂中游走。你可以颂唱、跪拜、祈祷并倾听虚拟的布道。如果其他信徒也在线,你还可以与他们交谈( Feder2004)。当然,你得用真正的信用卡付费——而不是虚拟的。

这些变化肯定是影响深远的。庆祝犹太新年是高度神圣的宗教活动,一位拉比可以号召信徒用他们的手机匿名发布短信,表达他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的看法。这些信息都会呈现在每个会众的手机上( Alvarez2012)

有人说网络把我们带到了宗教变革的边缘,其意义之大相当于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事实可能的确如此。

关于更高标准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们提高了标准,那么可能会使学生和家长反感。如果我们使用低标准,一切都会很顺利,而且我们还能经常告诉学生他们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采用严格的教学,用高标准去衡量学生的话,那么可能会招致反感。当佛罗里达州决定,所有的高中学生必须通过测评考试才能获得毕业证时,有1.3万人没能通过。未能通过考试的学生父母提出了抗议,他们并不需要更高标准的教育,他们要求撤销新的高中测评考试。为表达愤怒,他们呼吁人们抵制迪斯尼乐园,拒绝购买佛罗里达的橙汁( Canedy2003)为改善他们孩子的学习,这是多么积极的行动啊!

家庭为什么具有普遍性。尽管婚姻和家庭的形式各种各样,但家庭是普遍存在的。功能主义者认为,这是因为家庭可以满足一个社会生存所需的六种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或功能是(1)经济生产;(2)儿童社会化;(3)对病弱老人的照顾;(4)娱乐;(5)性控制;(6)生育。为了确保实现这些功能,每个人类社会群体都采用了某种家庭形式。

我们通常认为恐怖分子是穷人,狡诈的领导人利用他们的挫折指示他们攻击敌人。

但这不是事实,因四分之三的恐怖分子来自上层中产阶级。

·我们通常认为他们是神经错乱的孤独者。我们可以想象到系列连环谋杀的情况,但这只是我们知道的很少一类。人们会认为这些人无法和他人相处,他们处于孤独和可怜之中,所有这些会导致他们滥用暴力。你了解工作场所的杀人犯,孤独者以“送邮件”方式作案。

但这种印象也是错误的。塞奇曼发现,90%的恐怖分子来自温暖完整的家庭,其中73%都已婚,并且大部分都已经生儿育女。

我们来看另一个发现。我们通常认为恐怖分子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愚昧的人,因此很容易被狡诈的领导者操控。

我们的这种想法也站不住脚。塞奇曼发现,63%的恐怖分子上过大学,四分之三的人属于专业和半专业人员,许多还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

[有]大量的白人,他们乐意听从种族主义者的号召……这些人总是渴望行动——或是谈论行动这可为那些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辛劳工作的人们带来尊严以及生活的意义……·尽管对此我并不相信,但[这种]运动给某些不满现状的人们,带来了一种至少是暂时的生活有意义的感受。在一项超越个体的事业中奋斗时,不管这种事业多狭隘,多站不住脚,这种奋斗会给生活带来意义。对于新纳粹团体中的年轻人来说……其成员身份是原子化和漂浮生活的替代品;在群体中,他们为了一项事业而工作,在同志们的陪伴下尝试冒险……

下面是一些中奖者的遭遇：

当新泽西州罗韦的迈克尔·克兰贝尔中了200万美元时,他的母亲菲莉丝说其中一半的钱归她,因多年来他们两个每月存20美元用于买彩票。迈克尔说这是事实,但是他中奖的那张彩票是他用自己的钱买的。为此,菲莉丝起诉了她儿子(“ Sticky ticket”1998)。

麦克·梅特卡夫是肯塔基州科尔宾镇上的一名叉车操作工,当他中了3400万美元的大奖后他实现了一个梦想:复制建造了乔治·华盛顿的乡村别墅。从此,他的生活不安宁了:其前妻起诉他,现在的妻子也跟他离婚了,而当他的新女友得到了50万美元之后,他一无所有了。在他“好”运的3年时间里,梅特卡夫最终被折磨得快要死去(Dao2005)。

亚伯拉罕·莎士比亚是一名卡车司机助手,当他中了佛罗里达3100万美元的彩票后,他在高档社区买了一栋百万美元的房子。他借钱给朋友去经商,甚至支付丧葬费( Mcshane2010)这些显然还不够,他后来被发现死在了一个“朋友”的院子里,被这个“朋友”谋杀了(Alln2012)。

正如你所看到的,功能主义者和冲突学派理论家之间有很大的分歧。整合他们的观点是否可能呢?社会学家格哈德·伦斯基(1966)认为是可能的。他提出,剩余产品是关键。伦斯基说,在狩猎采集社会等无法生产剩余产品的社会中,功能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些社会将更大份额的资源给予了那些承担重要任务的人,诸如在战争中冒生命危险的战士。伦斯基认为,在能够积累剩余产品的社会中,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社会中,各个群体间为了剩余产品而斗争,获胜的群体成为了精英。统治自上而下,上层群体控制着下层群体。因此,在其形成的社会分层制度中,个人才能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出生于社会中的哪个群体中。

由于越轨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社礻会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对待越轨者。我们社会的犯人肯定不会为美国社会多说好话。庇护所里也挤满了没受过教育、无技能的穷人。没有人想待在那里。白领罪犯经常把手腕一甩就走过场似的过去了,而街头罪犯却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些越轨者,因为不够资格进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只能在庇护所里藏身或躲在城市街道的大纸箱子里。虽然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解决办法,但是我们需要反思并去寻找比现在这些更为人道的方式。

因为越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办法保护人们免受那些危害到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越轨行为的威胁,如何去宽容那些没有危害的越轨行为,同时建立起一套更为公正的对待越轨者的制度。如果没有那些能够带来真正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变革,那绝大多数的努力将只会是治标不治本的解救措施,就像用创可贴来治疗枪伤一样。

犯罪数据并不是一种客观独立的存在。它们不是你在杂货店购买的橙子。相反,犯罪数据是一种人类创造物。如果警察严格执行法律,犯罪数据就会上升。如果执行松点,犯罪数据就会下降。纽约市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为了保持低犯罪率,警察会让一些犯罪受害者在警察局里等上很多小时。受害者最后会放弃,然后离开。结果一些犯罪行为没有留下任何官方记录。在其他例子里,警察仅仅是听犯罪受害者讲述,但没有做任何犯罪记录( Baker and goldstein2011)。像这样的漏报现象极有可能会出现在大多数地方。

我个人也有一个例子。有人拿走了我的邮箱(在乡下的街上)当我报失时,一个警察立即就来了。他非常友善。他四处查看,发现邮箱被丢弃在沟渠里。然后他说,“这个我就不立案了。”我没有反对。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没有报案,他就不用做文字工作,这个地区的犯罪数据就少了一个案子。

但接下来他们这些戴面罩的男人要进行自己的审判。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怎么做?他们把自己审判后的人送到监狱里也不好,狱警和行政官都是腐败警察。在墨西哥帕拉西奥戈麦斯镇的一个监狱里,监狱行政官甚至给犯人配备枪支和汽车,还会让犯人外出去杀死敌对帮派的成员。之后,外出的犯人回到监狱,交还汽车和枪支,回到自己的牢房中去。我知道这让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的。

与刻板印象不同的是,桑切斯-扬科夫斯基发现人们加入黑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逃避破碎的家庭(成员中来自完整家庭与来自破碎家庭的人一样多),也不是为了寻求一个家庭的替代品(那些说他们与家庭联系密切的人与那些说与家庭联系不密切的人一样多)。而实际上,男孩子加入黑帮的目的是赚钱、消遣(包括女人和毒品)、可以匿名犯罪、求得保护、帮助社区。这最后一条理由似乎看起来令人很惊讶,但在一些邻近区,黑帮组织确实帮助过居民去抵抗外来者以及带动政治变革( Kontos et al.2003)。男孩子们也把黑帮看作是他们的父母所做的没有希望、让人绝望的工作之外的另一种职业选择。

邻近的居民对黑帮有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害怕暴力;另一方面,黑帮中的成员也是邻居家的孩子,许多成年人曾经在黑帮干过事,而且有些黑帮经常可以提供比警察更好的保护。

小结:这5种使主流社会规范失效的手段,远不只存在于这些男孩之中,因为它们不只为青少年越轨者所用。重新看一下这5种手段一难道它们听起来不是很熟悉吗?(1)“我不能控制自己”;(2)“有谁真正受到了伤害?”;(3)“难道你不认为她做了那样的事就该受到惩罚吗?”;(4)“你有什么资格说我?”;(5)“我必须帮助我的朋友一难道你没有做过类似的事吗?”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试图使社会的道德标准失效,因为这能使我们过得心安理得一些。

再过一会,我就能见到第一个亚诺马莫人了,是见到的第一个原始部落人。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从独木舟)向岸上望去,当我看到12个强壮、赤裸、肮脏、丑陋的男人正在顺着一根根拉满了弓的长箭盯着我们看的时候,我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大团大团的绿烟草衔在他们的下牙和嘴唇之间,使他们看起来更为恐怖。一道道墨绿色的鼻涕从鼻子里淌下来或者就挂在鼻子上。我们到达村子的时候,男人们正在吸一种致幻剂。这种药物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爱流鼻涕。那些鼻涕总是被这些绿色的药物给粘住,而这些印第安人就让鼻涕顺其自然地流着,而不去擦一下…,…我则只能惶恐无助地坐在那里,紧紧握住笔记本…

整个处境令人非常沮丧,我真想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从土木工程转到人类学专业……·(很快)这大约12个人对我全身一番彻底检查的结果是,我全身被涂上了一层红颜色……·这持续了一天的检查又让我垂头丧气了一天。这些印第安人把鼻涕擤到手上,使劲甩出去,最后把粘在手上的鼻涕抹在头上,然后再仔细地检查我的脸、胳膊、腿、头发和口袋里的东西。我对他们说(用他们的语言):“你的手很脏。”我的不满得到了这样的答复:他们向手心吐一大滩黏糊糊的烟草汁,搓一搓,权当“洗手”。然后继续检查。

大师缀的网络闲客是程序设计师,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平民英雄( Poole2013)。“鲍勃”大家都叫他这个名字——把自己的工作外包给一家中国公司。鲍勃把自己五分之一的薪水付给替他工作的中国人,自己则在网上渡过自己的“工作时间”。在他的小格子间里,他浏览脸书( Facebook)、eBay网,看看有趣猫咪的视频。鲍勃的老板对他的工作很满意。鲍勃能写出“整洁代码”,并且总是按时提交。鲍勃甚至被选为该公司的最佳程序员。

网络闲散产生了网络搜客。通过特殊软件,搜客们可以检查员工在网上读过、写过的任何东西和测览过的任何网页。他们可以定位员工发出的每封邮件中具有冒犯性的词汇(Tokc- Wilde2011)。他们可以找回任何被员工删掉的文件和消息,因为有些员工忘记了“删除”并不代表完全消除,点击删除按钮仅仅是把文件传送到了电脑硬盘中隐蔽的位置。只需轻轻点击,这些网络搜客,如同使用魔法墨水一样,就能把我们删掉的信息再变出来。这就像把我们的秘密日记公布于众。

正是公司里的搜客调查像“鲍勃”这样的人,并查出他究竟如何工作的。对于从脸书到领英( Linkedin)这样的社会媒介网站也是这样。当你删掉对世界或某个人的恶言恶语时,它们真的消失了吗?或者当你删掉了你只发给亲密朋友的照片时,照片就不存在了吗?你可能认为是没有了。但实际上并不如此。某些程序看起来能及时恢复这些信息并呈现给世界去看。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国民户籍登记处有如下记载:一位名叫玛利亚·安东涅塔“卡尔沃( Mana antonieta Calvo)的女性于1992年死亡。显然,玛利亚的坏哥哥上报了她的死亡,好让自己可以得到家族的遗产继承权当玛利亚得知自己被死亡时,她告知户籍登记处她实际还活着。登记处的官员查看了他们的记录,摇了摇头,他们坚持玛利亚已经死了。之后,玛利亚让律师代理她出庭,他们都拒绝了—因为去世的人是不能提起诉讼的。当玛利亚的男友向她求婚时,他们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在西班牙(或者其他大部分地区)不可以与去世的人所以这些官员说,“非常抱歉,但是不予许可。”结婚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申诉,玛利亚终于获得了开庭受理此案的机会。当法官看到玛利亚的时候,他们才真正相信她还活着,他们要求国民户籍登记处声明玛利亚还活着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