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昨天,沙奎尔·奥尼尔宣布退役。这家伙暴力扣篮曾把篮球架拉塌下来,他吵架很多绯闻不少,他唱歌跳舞,还去参加拳击比赛,他有数不清的绰号,毛病也数不清,可是这个劣迹斑斑的家伙给人们带来了快乐。这世上还有另外一种人,没有什么毛病可是从来未给人们带来快乐。
我觉得和没什么毛病的人交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古希腊人说阿波罗的灵魂进入了一只天鹅,然后就有了后面
这个传说,诗人的灵魂进入了天鹅体内。这真是一个迷人的景象当带着诗人灵魂的天鹅在水面上展翅而飞时,诗人也就被想象的灵感驱使着奋笔疾书,伟大的诗篇在白纸上如瀑布般倾泻下来。如果诗人绞尽脑汁也写不出一个字来,那么保存他灵魂的天鹅很可能病倒了。

马塞尔·普鲁斯特是这方面的行家,他说:“只有通过钟声才能意识到中午的康勃雷,通过供暖装置所发出的哼声才意识到清早的堂西埃尔。”没有联想,康勃雷和堂西埃尔如何得以存在?当他出门旅行,入住旅馆的房间时,因为墙壁和房顶涂上海洋的颜色,他就感觉到空气里有咸味;当某一个清晨出现,他在自己的卧室
里醒来,看到阳光从百叶窗照射进来,就会感到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当某一个夜晚降临,他睡在崭新的绸缎枕头上,光滑和清新的感觉油然升起时,他突然感到睡在了自己童年的脸庞上。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是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时候,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以为是他派来取包的,他才知道被偷走了。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焦急,虽然钱包在身上,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面没有钱。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几个警察正坐在楼上打牌,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说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来处理。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个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苦笑地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我的朋友讲完后说:“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会出卡夫卡。

阅读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是神话和传说的叙述,还是超现实和荒诞的叙述,文学的想象在叙述变形时留出来的差异,经常是故事的重要线索,在这个差异里诞生出下一个引人入胜的情节,而且这下一个情节仍然会留出差异的空间,继续去诞生新的隐藏着差异的情节,直到故事结尾的来临。

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舞台,可以充分地秀自己之时,过去意义的家庭在今天完全改变了,或者说现在的家庭不再像过去那样承载很多属于社会的功能。很多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珍惜家庭,因为他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了社会生活里,很少体现在家庭生活中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的发展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狂奔,我们全体都在后面大汗淋漓地追赶,我们追赶的步伐常常跟不上发展的速度。展望今后的十年,我觉得,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发展的速度应该慢下来,这匹脱缰的野马应该跑累了,应该放慢脚步了。然后,我们可以在个人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找到平衡。

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价值观在中国人这里曾经如此地重要,夫妻之间的不忠被视为大逆不道。当时的社会伦理会让婚外恋者遭受种种耻辱,比如剃成阴阳头的发型游街,甚至以流氓罪被判刑。
“文革”期间,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夫妻相互揭发,父子反目屡有发生,不过这些事例只是出现在少数家庭,极大多数家庭则是空前团结。在当时外部环境的高压之下,人们十分珍惜家庭的内部生活,因为只剩下这一点点属于个人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我们认为小说的叙述形式不应该是固定的,应该是开放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

一个国家的装修都结束了，一个家庭的装修还在进行。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