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怜她,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带来的快乐不能代替其他快乐，负有不得不取代另一种欢乐的责任的快乐，是一种过眼的欢乐。

“你应该要几个孩子。”女大夫回答说,“这样你就不老想着你自己了。我也一样,上了年纪,而我甚至没想过这事。当我看到我儿子慢慢长大,我就想,他成为一个男人时是个什么样子,而我不为过去的时间哀叹。想想他昨天对我说的话:既然人怎样都得死,要医生有什么用?你怎么说?你怎么回答这个?”

面对生活，她没有任何理由偏爱这些碑;她自己的碑对她面言仅仅只有一个惟一的存在理由:她现在可以滥用它,为了她那受轻视的身体的利益;因为她喜欢坐在她身边的男人,他年轻,并可能是(甚至几乎肯定是)最后一个喜欢她的男人和她可以拥有的男人;这是惟一的考虑:如果随后她让他感到厌恶,摧毁了他头脑中她自己的碑,她会对此嗤之以鼻,因为这块碑和这个男人的记忆是她身外之物,而她的身外之物是根本用不着考虑的。“你从没有这样说过话,妈妈!她听到儿子的惊呼,但并不在意。她微笑了。

他沿着波希米亚一座小城的一条小街回家,他在这城里住了不少年,屈从一种没有太多趣味的生活、一些搬弄是非的邻居以及办公室里包围着他的单调的粗俗。他那么漠然地走着(如同我们在走了数百次的一条路上),以至差点和她失之交臂。但是她从远处认出他,一边迎上前去,一边微笑地看着他,这微笑在最后一刻,于他们走到同一高度时,解开了他记忆中的一个扣子,把他从那半昏睡状态拉回来。

于是故事在它昨天完结的地方继续下去,但是弗雷什曼觉得自己回到这故事中时已经更为成熟,更为有力。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段爱,如死亡一般伟大。他感到一股浪潮涌动在他的胸膛中,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最汹涌、最澎湃的浪潮。因为如此惬意地刺激起他欲望的,是死亡:人们把这死亡作为礼物献给他一种灿烂辉煌的、令人振奋的死亡。

她的羞涩是可笑的和过时的,这她知道。在工作中,她已经好几次注意到这一点,别人也因为她的端庄而取笑她,并拿话无情地刺激她。一想到她将要脸红,往往她就先脸红了。她渴望在自己的肉体中感到轻松自如,没有烦恼,也没有焦虑,就像她周围的大多数女人都能做到的那样。她甚至特地为自己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自我劝导法:她反复对自己说,任何一个人在生下来时,都在几百万可供使用的肉体中获得了一个肉体,就仿佛人们分配给了她一套住所,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大厦中其他几百万套住所一样;她对自己说,肉体是一种纯属偶然的、非个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借用的和现成的物品。她常常把这些车轱辘话来回倒着对自己说,每次都带有一些小小的变奏,但她总是无法把这种感觉方式真正灌输到自己的头脑中。这种灵魂和肉体的二元论,对她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她总是对自己的肉体迷惘不已,以至于不能不为自己的肉体感到担忧。
这种担忧,她甚至在跟这位小伙子相处时也会感到;她认识他已经一年,她感到很幸福,无疑,这是因为他从来不把她的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以至于跟他在一起时,她可以身心合一地跟他分享生活。

他故意问她,想惹她难堪。他们彼此认识已经有一年时间了,但她在他面前还是要脸红,而他则十分喜欢她那一刻的难为情;首先,是因为那种羞涩使她有别于他在她之前认识的那些女人,其次,是因为他认识万物稍纵即逝的普遍规则,这使他女朋友的羞涩在他眼中显得格外珍贵。

“为什么不呢?”马丁说,“一切都是可能的。”于是,我们重新激烈地争论起来。计划每一分钟都比前一分钟更明确,它马上就
要在我们的眼前,在开始降临的暮色中摆动起来,像一个成熟的闪闪发光的漂亮苹果。
请允许我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把这个苹果叫做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嗨,我心想,假如我背叛了马丁,那正好相反,是因为我不再相信他(他追逐姑娘神圣的强力);我是加略人犹大和那个被人叫做不信者多马的卑贱的混杂体。我觉得,由于我的罪孽,我对马丁的同情在不断地增长,他那面对女人永恒追逐的旗帜(这面旗帜,人们听到它在我们的头顶上不断地哗啦啦地飘扬)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开始指责我的贸然举动。
确实,将来某一天,我是不是也能自行放弃那些意味着青春年华的行动呢?除了满足于模仿它们,除了在我理性的生活中,试图为这一非理性的活动找到一个小小的地盘,我还能做什么别的吗?一切本来就是一个无用的游戏,这又有什么要紧呢?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这又有什么要紧呢?难道因为它是无用的,我就将拒绝玩这一游戏了吗?

我什么都没说。是的。标定和挂钩都很漂亮地成功了。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但是,我突然想到,这个马丁,除了那些标定和那些挂钩,一年来还什么事都没有做成过。
我瞧着他。他的眼睛像往常那样,放射出永远贪婪的微光;在这一刻,我感觉到,马丁对我是多么宝贵,我是多么珍爱他的这面旗帜,他一辈子都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前进,这是一面永远追逐女人的旗帜。
时间在流逝,马丁说:“七点钟了。”
我们把汽车停在离医院栅栏门十米远的地方,这样,我可以通过后视镜观察到医院的大门。
我在继续想着那面旗帜。我心想,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对女人的这种追逐中,女人越来越少,而纯粹意义上的追逐却越来越多。只要涉及的是预先就知道无用的追逐,那么,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去追逐无数的女人,并由此把追逐变成一种绝对的追逐。是的:马丁已经处在绝对追逐的境况中。

“你瞧,”马丁说,“生命是短暂的,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一个像我这样已经离婚,又正在讲述自己的一次艳遇(肯定不会是例外的一次)的男人,还说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实在有点儿太虚伪了。然而我要说:我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人们可能还会说,马丁当作生活大事来经历的,我却当成儿戏来表演。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那有过许多女人的整个生活,只是对其他人的一种模仿;我不否定我在这一模仿中找到了某种快乐。但是,我无法不想到,在这种快乐中,包含有某种
我不知道的东西,它是那么的自由,那么的随意,可以随便地取消,其特点有些类似去参观一个画廊,或者去欣赏一处异国情调的风景,但它丝毫无法跟我从马丁身上看到的—我从他的爱情生活背后感觉到的—那种无条件的说一不二相提并论。我之所以看重马丁,正是因为他那种无条件的说一不二。听他对一个女人作出判断,我似乎觉得,那就是大自然本身,就是必然性本身在通过他的嘴巴判断。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听我说,马丁,我想她是不会再来了。”我终于说。
“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她相信了我们,就像相信在天的主。”
“是啊。而这恰恰是我们的不幸。她太相信我们了。”
“这又怎么了?您难道愿意她不相信我们吗?”
“这样可能反倒更好。一种过于热烈的信任,便成了最糟糕的盟友。”这一想法占据头脑后,我开始了一番话语:“人们一旦把件事情太当真了,那么,信任就会把这件事推向荒诞的地步。种政策的真正捍卫者,永远不会把这一政策的诡辩看得太认真,他们看重的,只是掩藏在这些诡辩之后的实际目标。因为,那些政治谎言和那些诡辩的存在,并不是让人们来相信的;它们更多地是被人们用作心照不宣的借口;那些把它们太当真的天真的人,迟早都会发现这里头矛盾多多,漏洞百出,都会开始反叛,最终可耻地成为叛徒和变节者。不,一种过分的信任永远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不仅对宗教体系和政治体系是如此,而且对我们为吸引小姑娘所采用的体系也是如此。”
“我不明白你的话。”马丁说
“这话很好理解:对那个小姑娘来说,我们只是两位严肃认真的先生,在我们面前她一心只想表现得好一些,就像在有轨电车上为老年人让座的有教养的孩子。”
“可是,她为什么不一直这样表现到最后呢?”
“这恰恰是因为,她太相信我们了。她把生菜给她妈妈送去了,并满怀着热情把一切讲给她听:历史电影,波希米亚的伊特鲁里亚文化……而她妈妈……”
马丁打断了我的话:“是啊…我明白结局了。”说着,他站了起来。

“不要太在意,”马丁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中,丑陋自有一种积极的功能。没有人愿意在任何地方久留,人们一旦待在一个地方,就打算马上离开,这给了我们的生活一种理想的节奏。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自寻烦恼。这个小酒吧虽然丑陋,却还宁静,在它的保护下,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聊一聊。”他喝了一口柠檬水,问我:“你已经跟你那位学医的女大学生挂上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