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李白：天才的新观念》
由于一开始就与司马相如联系在一起,这种崇高的文学观念和这位诗人后来成为李白自我形象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一自我形象将李白的求仙狂热与诗人生涯统一了起来。苏颋告诉他,他将“与司马相如比肩”;当李白到达京城时,著名的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即在天上犯了过失而到地上生活以作为惩罚的仙人。在陈子昂那里,豪侠狂诞的蜀地角色与复古诗人的严肃道德态度并不一致,最后只能屈服于后者。李白则找到了能够顺当容纳其蜀地角色的诗歌观念:他具有仙人的特质,允许在诗歌和行为两方面都狂放不羁。正如同后代批评家所称呼的那样,他是“诗仙”,可以违犯法则,因为他超越于法则之上;他看见自己的才华与司马相如一样,“不似从人间来”。随着这种从世俗人间的首要解放,李白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面貌:狂饮者,狎妓者,笑傲权贵和礼法的人;挥笔酒翰的诗人,及自然率真的天才。

唐代的各种情调范畴是完整的审美印象,表面上看是直接获得的,但实际上却是训练出来的,是对于作品特性的某一组成部分的文学反应,包括主题,意象间的固定联系,风格,音调和谐及声调标准的联系,有时还是个性表现的特质。由于这些范畴是完整的印象,不容易被分解成为产生这一印象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说这些中国的类型范畴无法充分描述,那末至少可以通过阅读具有传统类型特征的诗篇和诗句,了解联系惯例,从而认识这些范畴。但是,虽然这些范畴一直模糊不定,其类型区别却是八九世纪诗人认识其诗歌艺术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清”的范畴已经与孟浩然的诗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许多范畴,如“悲壮”、“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