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于讲述故事之余,揭示了香港被殖民化的经过。例如《东方半人马》一篇,溯源香港中环区街道名字的由来,指出中环区的街道几平无一例外地是以英文命名的:“例如以第一位总督 Sir Henry Potting命名的体甸乍街、以早年驻军总司令 Major General D' Aguilar命名的德忌笠议街、以19世纪40年代英国外相 Lord Aberdeen命名的鸭巴甸街等。”在显示香港被殖民的痕迹,因为以殖民者的名字命名一个空间的所在,既能通过象征的符号实践了统治的权力,同时又能把这种殖民权力长久(甚至永久)地嵌入历史的档案之中,而无法消解。然而,另一方面,董启章在这个篇章之中,又指出:“自上环太平山一带以西,街道却多用中国名称,如普庆坊、普仁街、永乐街等。据文献记载,在建筑方面城市也以体甸乍街分野,中环一代是英式楼房,上环一代则是中式屋宇从海港眺览,必然察见双歧并存的形态。”在这里,董启章展示的,是西方殖民权力与本土中国文化角力的景观,所指的“歧异并存”并不是所谓“混杂”模式的和谐共处,而是被殖民者( the colonized)在殖民者(the colonizer)殖民化
( colonization)的过程里衍生而来的文化异质,当中并没有“大同”或“同化”的美好图像,而是存在权力角逐的张力,以及挣扎求存、力图抗争的痕迹。这种文化身份的复合生与异质性,既有殖民他者外来文化的移植,也有原有文化的承传,同时更有两者之间在互相融合、冲突或消解后得来的异种形态,最能显示香港文
化的特性,
何谓“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根据曼纽尔·卡斯泰尔斯( Manuel castells)的论著《身份的权力》( The Power of Identity)的解释,“身份”( identity)是一种社会角色,指向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经验的来源,是个体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逐渐达至的集体认同③。凯瑟琳·伍德沃德( Kathryn Woodward)认为,“身份”的界定,来源于多种复数的组合,包括国族的、种族的、阶级的、社群的和性别的,而每个人总又会常常在这些复合的身份角色间挣扎、磋商或妥协。
同年(1972年)3月17日,联合国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②从这段声明看来、远在70年代的初期,香港的解殖民化,已经不可以以“独立”的形式完成。1976年,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被捕审讯,1978年中国举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由邓小平推行“四个现代化”计划,中国开始门户及经济开放政策。中国政治局势的改变,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及面对香港的前途问题,于是,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应邀访问北京,探询中国对1997年处理香港的意见,同行者包括有“中国通”之称、日后继任为港督的卫奕信( Wilson, Sir david,任期:1987-1992)。同年1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香港前途问题可以由北京和伦敦通过磋商解决,虽然租约要届1997年才结束,但中国早已不承认此项租约,这是中共首次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物的身份,公开谈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自此,揭开了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而展开的争议,至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的历史从此改变。
( colonization)的过程里衍生而来的文化异质,当中并没有“大同”或“同化”的美好图像,而是存在权力角逐的张力,以及挣扎求存、力图抗争的痕迹。这种文化身份的复合生与异质性,既有殖民他者外来文化的移植,也有原有文化的承传,同时更有两者之间在互相融合、冲突或消解后得来的异种形态,最能显示香港文
化的特性,
1997年6、7月间的“回归”前后,香港的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的展览,分别以图像、文字、物件、录像和装置艺术等各项媒体,书写、记录和想像香港一百五十三年的殖民地历史,意图以香港本土的生活记忆与文化想像来叙述香港自己的历史。②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便是梁文道为这个展览写在场刊上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