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向读者展现了一场叠影的、不安于位的、流动的香港文化盛宴。 作者洛枫站在一道边界与越界的“黄线”之前,细述港岛人文地景、心景的时代记认与异变,透过爬梳、解构香港社会背景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洛枫
  •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 定价:28.00元
  • ISBN:9787308092692
  • 2018-06-07 21:18:40 摘录
    以为中文的“诗歌舞街”的街道名称,源于英文翻译,同时亦把中文原名所带有的本地民间文化色彩彻底的淡化,甚至隐灭无踪。董启章从古代文献、口头历史和民间传说考据,目的是要突显他对香港街道历史民意识的批评,而事实上,“命名”( namIng)也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命名者与被命名者的关系,一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都是处于不平等的从属或附庸的模式,而街道命名的过程,也是一个治权角力和确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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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15 20:40:54 摘录
    还在于讲述故事之余,揭示了香港被殖民化的经过。例如《东方半人马》一篇,溯源香港中环区街道名字的由来,指出中环区的街道几平无一例外地是以英文命名的:“例如以第一位总督 Sir Henry Potting命名的体甸乍街、以早年驻军总司令 Major General D' Aguilar命名的德忌笠议街、以19世纪40年代英国外相 Lord Aberdeen命名的鸭巴甸街等。”在显示香港被殖民的痕迹,因为以殖民者的名字命名一个空间的所在,既能通过象征的符号实践了统治的权力,同时又能把这种殖民权力长久(甚至永久)地嵌入历史的档案之中,而无法消解。然而,另一方面,董启章在这个篇章之中,又指出:“自上环太平山一带以西,街道却多用中国名称,如普庆坊、普仁街、永乐街等。据文献记载,在建筑方面城市也以体甸乍街分野,中环一代是英式楼房,上环一代则是中式屋宇从海港眺览,必然察见双歧并存的形态。”在这里,董启章展示的,是西方殖民权力与本土中国文化角力的景观,所指的“歧异并存”并不是所谓“混杂”模式的和谐共处,而是被殖民者( the colonized)在殖民者(the colonizer)殖民化
    ( colonization)的过程里衍生而来的文化异质,当中并没有“大同”或“同化”的美好图像,而是存在权力角逐的张力,以及挣扎求存、力图抗争的痕迹。这种文化身份的复合生与异质性,既有殖民他者外来文化的移植,也有原有文化的承传,同时更有两者之间在互相融合、冲突或消解后得来的异种形态,最能显示香港文
    化的特性,
    挣扎求存,力图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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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15 20:19:22 摘录
    从这个比喻来看,香港当日之所以成为殖民地,以及今日需要重新“回归母体”,仿佛都是两个权力大国在同一张地图上进行着色及拼图的游戏,而在游戏的过程中,“香港”不过是一块随时间推移的地图碎片或空间符号,长期被置放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上。这种通过地图而来的权力运作,在《地图集》的篇章《转易地 transtopia》中,有更精确的阐述,作者指出地图是权力易转最轻省的体现,而香港百多年殖民历史的兴替,其实便是地图在1842、1861、1898和1997这几个年份,一趟又一趟的被涂抹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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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15 20:15:28 摘录
    在《地图集》全书合共五十一篇文字叙述中,董启章反复强调的是地图的历史想像与文化身份的建构,地图对空间的诠释及其虚构性质,街道的命名如何成为殖民权力与本土文化角力的场所等议题董启章在他的《想像之版图》说:对香港这个经历了割让、租借和回归的地方来说,地图的物质交换性尤其显著。当年道光皇帝以“土名裙带路之处”为荒岛不毛之地,双手奉送变夷,固然以地图的规划为协议的一部分,今天香港“回归”中国,地图的标识亦随之改为“特别行政区”。国界和主权的推移,莫不需要通过“准确”而“科学”的地图绘制加以确立。作为英国殖民地产物的香港地图,亦将成为历史论述随意挪用的符号和物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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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6 02:24:06 摘录
    何谓“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根据曼纽尔·卡斯泰尔斯( Manuel castells)的论著《身份的权力》( The Power of Identity)的解释,“身份”( identity)是一种社会角色,指向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经验的来源,是个体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逐渐达至的集体认同③。凯瑟琳·伍德沃德( Kathryn Woodward)认为,“身份”的界定,来源于多种复数的组合,包括国族的、种族的、阶级的、社群的和性别的,而每个人总又会常常在这些复合的身份角色间挣扎、磋商或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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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6 02:19:58 摘录
    早在1974年至1975年间,西西在她的连载小说《我城》里,已经指出香港是一个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西西的话语,牵引的是有关香港的文化身份问题,所谓只有“城籍”而无“国籍”,一方面反映香港“大都会”( cosmopolitan)的形态和性格,另一方面则隐喻了香港在“九七问题”涌现之前、及“九七回归”莅临前后,政治及文化认同上的困境。对于一个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到底该如何重塑它的身份内容、历史发展的渊源与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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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6 02:18:42 摘录
    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便是依靠人类想像力的串联、再现和建构。因此,历史是想像性的,它的想像性是它真实的基础,而它的物质存在,是其内容的承载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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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6 02:13:06 摘录
    以前的人相信历史的循环,现在的人相信进步,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想像投射……历史的想像要透过一定的“物质”条件建立起来。博物馆、纪录片、史籍、地图、小说和电影在在地承载历史,又被历史想像规约着。

    1997年6、7月间的“回归”前后,香港的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的展览,分别以图像、文字、物件、录像和装置艺术等各项媒体,书写、记录和想像香港一百五十三年的殖民地历史,意图以香港本土的生活记忆与文化想像来叙述香港自己的历史。②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便是梁文道为这个展览写在场刊上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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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5 05:40:00 摘录
    1975年舒明于《香港时报》的副刊上指出,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教导他怎样阅读一份报纸,在离开学校以后,就得凭自己的能力和识见去探索去选择,同时,他又指出,许多时候购买一份报纸,并不是为了要看新闻,而是为了要看喜欢看的副刊,甚至是副刊里某一篇文章②。舒明的话,道出了报纸副刊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意义,作为报纸的组合部分,专栏文字不但成为香港文化一项不可或缺的特色,而且也是培育作家的温床、反映时代社会的镜子、凝聚读者和社群的力量。从70年代香港社会的“解殖化”与“本土意识”的背景,去看《香港时报》及《快报》副刊专栏的特色,目的是为了将文学与文化研究放回原有时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等各样脉络中,俾能避免过于架空的论述,并能浮现一个存有各种矛盾情状的社会形貌任何年代、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个顺畅无碍、完整无缺的过程,唯其曲折、矛盾和混缠,才可见出当中的生活气息与时代意义。
    总结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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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5 05:37:58 摘录
    如果说柴娃娃、香山阿黄的专栏,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对70年代的香港社会担当了反映、思考、回应及批评的功能,那么,小克和也斯的专栏,对于引入西方的文艺思潮,却担当了桥梁的价值。这些专栏,大多文字平实、流畅,既免除了过分古典的文言风格,又加入了纯粹广东方言的通俗性,而这种文字风格,一方面是基于这些作者个人深厚的文学素养,同时也由对“专栏”这个媒介的考虑,太复杂、迂回曲折的文句固然无法与大众读者沟通,太典雅、古旧的用语亦与时代脱节,而这种平实、生活化、着眼于本土生活内容的取向,亦是70年代香港文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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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5 05:35:58 摘录
    从70年代的《香港时报》及《快报》看来,副刊上较为优秀的专栏都具备生活气息浓厚、贴近70年代政治及经济的脉搏、沟通中西的文化思潮和批评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等特色,例如《香港时报》上柴娃娃的“软语篇”,从60年代末期写到70年代未期,是两份报纸上为期最长的专栏,当中不但能让读者窥见香港社会民生十年来的种种变化,同时也看出了柴娃娃作为一个作家与生活参与者的个人成长,她以女性细腻敏感的触觉,配合时而自嘲、时而自省的幽默感,写香港的升中试问题、屋租高涨下生活的艰难、“迷你戏院”的兴起与服装潮流,她甚至批评政府人口普查带来的困扰、反思抵制日货下日本经济对日常生活的入侵,论辩香港政府施行的文化政策等,在闹哄哄的生活琐事与历史变迁之间,浮现一幅各样矛盾并存的社会图像。《香港时报》上另个重要的专栏作者是不以文字作为表达媒介的香山阿黄,他的漫画专栏,以12cm*14cm大小的面积(后改为1cm*8cm),配上标题,每天一幅,以简洁、生动的黑白线条,直接反映社会民生种种荒诞的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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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5 05:02:10 摘录
    “70年代”是香港历史的重要时段,不单是因为港英政府的政改与社会建设奠定了香港日后经济繁荣的基础,同时也为了在解殖化的过程里、民间社会运动的推演中,以及普及文化的传播间与文学创作的提升下,逐渐成型的“本土意识”,着眼于本地生活经验的内容与文化共识,并从而确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此外,在70年代已经隐约浮现的“九七问题”,不但显示了中国因素对“本土意识”发展的存在性影响,同时亦下开八九十年代各项有关书写香港历史、重认文化身份的议题。在论述的过程中,“解殖民化”、“本土化”、“殖民主义”、“本土意识”等概念,均可视作一个社会里各种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力量互相角逐的结果,当中的关系互相牵引、错综复杂而又矛盾并存“解殖民化”不一定归因于民族抗争,“本土意识”也不一定为对抗殖民而来—牵缠于过去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夹缝于中国与英国治权的消长之间,70年代香港的社会文化面貌,确实为西方不少殖民或后殖民理论提供了另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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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5 04:59:37 摘录
    同年(1972年)3月17日,联合国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②从这段声明看来、远在70年代的初期,香港的解殖民化,已经不可以以“独立”的形式完成。1976年,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被捕审讯,1978年中国举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由邓小平推行“四个现代化”计划,中国开始门户及经济开放政策。中国政治局势的改变,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及面对香港的前途问题,于是,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应邀访问北京,探询中国对1997年处理香港的意见,同行者包括有“中国通”之称、日后继任为港督的卫奕信( Wilson, Sir david,任期:1987-1992)。同年1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香港前途问题可以由北京和伦敦通过磋商解决,虽然租约要届1997年才结束,但中国早已不承认此项租约,这是中共首次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物的身份,公开谈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自此,揭开了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而展开的争议,至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的历史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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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5 04:56:24 摘录
    英国国会议员这番说话,出现于60年代末期,对于理解自港督戴麟趾和麦理浩一系列政改措施很有帮助,从英国政府破格派遣出身于外交部而又具备“中国经验”的麦理浩出任港督一职,便已看出当时的英国政府有意于70年代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因此,70年代的解殖民化政改,在“六七暴动”的背景以外,不得不加入当时对“香港前途”的考虑。中国方面,其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便已不承认19世纪末清廷政府与英国签署有关割让及租借香港的不平等条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66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一直扰于内忧,而无暇顾及香港地区的问题;及至1972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声明,香港澳门属中国领土,而不是殖民地。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非两洲许多原殖民地依照联合国对殖民地主义的宣言,成为独立国家,而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作出下列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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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3-15 04:51:38 摘录
    但这个问题,可从正反两方面看,不错,民族意识的薄弱来源于殖民地政权的刻意限制,殖民地的教育对中国历史与中国人身份避而不谈,经济挂帅的政策与着重解决民生问题的措施,转移了社会大众的焦点,造成长期的政治冷感,但与此同时,亦强化了“放眼香港”的关注意识。此外,因着远东经贸利益的关系,以及力图通向中国大门的谋求,英国政府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对香港施行的殖民政策,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他英属殖民地,可说是一个不完整的方案( incomplete project),因其“不完整”,才有余裕的空间让香港本士的文化催生和拓展。然而,香港之所以未能完全彻底的被殖民化,香港本土意识之所以能在表面的解殖化之下成长,除以上的原因由外,“中国”的因素更是不容忽视,事实上,内地的局势变化,直影响香港社会、经济及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而香港在1997年后前途问题,亦是中国与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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