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不率先就位,就不可能有自由市场。

买卖跟抢劫之间,一定要有明显的界限。这种界限只有国家和国家的法律体系,才能分割得清楚。在任何社会中,都有准抢劫( quasi - robbery)的行为,我说的当然是贪污,有人暗地里搞鬼,做些不该在自由市场里出现的事情。

英国最近爆发的麦克斯韦事件( Maxwell affai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起事件看起来至少有部分是贪污或偷钱的罪行,麦克斯韦从银行偷了几百万,根本还不起。

你想想,在没有法治体系的情况下,建立所谓的资本主义,到头来,贪污、抢劫一定免不了。与一个没有法治体系的社会相比,或多或少的国家干预根本算不了什么。

波普尔:一直到了戈尔巴乔夫,我们才看到一个真正解苏联现状的苏联领袖,他知道要彻底改变苏联政治的基本假设,不再把铲除资本主义或美国作为他们唯一的使命。戈尔巴乔夫访问过美国好几次,看清了那里的真相;他发现自由世界的人民对苏联并没有侵略的意图,反而希望苏联早日回到现实来。戈尔巴乔夫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希望苏联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

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社会的确有很多毛病,这不能否认,但是马克思也没说对,问题不见得出在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可以改良,不过马克思却非要把它摧毁不可。后来,马克思自己也承认,也许在英国—也只可能在英国——不用靠暴力,社会革命也会来到;他不肯明讲,但是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承认资本主义也可以改良。

事实是:在马克思的那个年代里,许多巨大的改革工 程,在英国,尤其是在俾斯麦( Bismarck)主政下的德国都已经展开了。所以,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论断,在他有生之年就已经不怎么牢靠了。他所谓的资本主义,那部资本家跟工人都受困其中、只会把情况整得越来越糟的机器,其实并不存在。

“一个资本家的崛起,是因为屠杀了其他资本家”,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之一。他的意思就是说,兼并的结果是资本家的数目只会越来越少,到头来,几乎每个人都会变成工人,都得受到剥削。但是,这种社会纯属虚构,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界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理论现在和以后都不适用。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批评,当然,未尽于此。

波普尔:我开始读《资本论》,慢慢地归纳出马克思的几个主要的论点:第一,资本主义不能改造,只能摧毁。第二,困苦只会累积,劳工的日子会变得越来越凄惨;这也解释了资本主义必须连根拔除的道理。第三,有个论点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不能谴责个别的资本家,他们也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这个论点真的需要特别提一提,因为共产党员绝对不会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他们不但谴责个别资本家,还鼓励群众仇视他们;但马克思的原意却是说资本主义是一部大机器,资本家跟工人一起都被困在里面了,他们无力自主,只能任由机器摆布。马克思甚至把资本家可恶、专门恶意剥削穷人的说法,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 vulgar marxism)。共产党宣传的特点就是“庸俗马克思主义”。

在维也纳,几个共产党员被拘禁在警政大楼;共产党决定号召示威人群,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参加游行的多半是年轻人。警察开枪了,6名年轻的示威群众死亡。我目睹了全过程:我在现场。于是,我开始想,那些共产党领袖是故意把情势说成那么坏的,其实不然;但是,把情况说得糟一点儿,群众的情绪才会激动,这是革命、大革命必备的要素之一。看到悲剧发生,他们不会后悔;可是,我觉得那6个年轻人的死,我应该负一些责任。

波普尔:共产主义预言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它的哲学基础来自于所谓的历史法则。很明显,这是每个人的责任,特别是我这种痛恨战争与暴力的人,更是责无旁贷,应该加入共产党,早日促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而且不管发生怎样的周折,共产主义都是终将实现的。如果你意图抵抗,那么你就是罪犯。因为你抗拒一个终将实现的梦想,你就会成为帮凶,让共产主义在创建过程中,无法摆脱自己所憎恶的暴力和死亡。

共产主义终将诞生,共产主义社会终将稳固。他们只希望在这过程中,抵抗越少越好,牺牲越少越好。

所以,只要大家明白,社会主义是经过科学证明的历
史演进铁律,就会自然而然投入革命的行列,促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员会做一大堆怪事的缘故。他们再怎么颠三倒四、自我矛盾,都可以找到解释创建共产主义政权,是历史的核心重点;他们的行为、选择,都要以这个目标为依归。

大家心里都清楚,就算是领导者,难免也会犯错,但这都只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共产党员的奋斗重点,是终将实现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谓的捕鼠陷阱,而我当时就掉到陷阱里去了。

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自由
左派”。

休谟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所以,就归纳问题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再论,波普尔于此亳无原创性可言。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
甚至是从其“硬核”( 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
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基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