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概念是活的,是流动的。但是有一点不会改变,无论这个侠是什么时代出现,无论他有没有剑术、法术、神通等等,这个侠都和最核心的、最高的权力相隔一段最遥远的距离。

司马迁告诉我们:“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他们所代表的正义我亻们不会忘记,他的正义是法外正义,法内统统都是王权、政府规定的。可是在法外还有一种正义,就是老百姓自己生活当中必须实践的,它简单到我答应你了我就一定要去做。它没有社会契约,没有律法条文,没有规范和章程,法外正义都在侠身,而实现这样的概念和价值的,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但是侠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么积极和自觉,因为一旦积极和自觉的话,他就变成了一个有使命的人。太史公,他不会让一个侠有那么多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的。太史公歌颂伟大的军人、伟大的贵族、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牺牲多少不是为了伟大的或公共的价值。侠是有非常消极的性格在里面,他要远离那个核心,而不是说他要营造某种价值核心。

真正的侠是要懂得《逍遥游》和《养生主》的;真正的侠是要和权力远远地分开,拉出最大的距离的;真正的侠是不要扬名的。

由于在最深刻的动机上,侠是没有儒家那样进取俗世的精神的,不论在表现上如何仗义守信、济弱扶倾,侠的根本信仰和他的身世、行脚一样,都有一点飘忽,有一点萍踪不定,是以他不能等同于救苦救难的英雄,不能有神通,不能有法力。他最卓越的神通法力应该是远离人群、远离功名、远离世俗的洞见。

刺客”和“游侠”
始见于先秦两汉时期,此两种人格特质也形成中国文学中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在春秋战国养士用士之风盛行的催化下,成就了刺客这类人物的出现。刺客注重的是感情,强调有恩必报,他们不见得有固守的原则和道循的理念,却肯为了伯乐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刺客没有独立的地位,常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专为恩主行刺之人也因此刺客的作为经常惊天动地,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是刺客的最佳写照。

游侠乃居无定所之侠者,常以“行侠仗义”为己任。在浪迹天涯之际,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可知多为锄强扶弱、劫富济贫之辈。与刺客不同的是,游侠不论是依附权贵或是独立行走江湖,皆可以依照自己的原则和理念行事,有些行为虽不免受人非议,但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理想,仍旧令人激赏,《史记》与《汉书》均为游侠立传。

之所以讲到这一点,也得回溯到在我所服务的电台说《七侠五义》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些体会一说书人这一行原本是没有“个人创(著)作权”这个概概念的。他也许会有“独传之秘”或“不传之秘”,但是他所处理的故事材料是与所有的同行和观众(听众)共享、共有的。先拈出这个性质,是要强调:说书人总是和他的同行反复分润各种材料,而从不以为世间有什么独立完成、定于一尊而完全“为我所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