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本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专注于实践和程序,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 范岱克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定价:79.00
  • ISBN:9787520121729
  • 2018-11-06 09:00:09 摘录
    臣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增添了一些规定、限制或监管方式,试图局部改变管理体制。就贸易拓展而言,我们不得不说广州体制是非常成功的。珠江危险的水文条件没有造成真正的障碍,澳门引水人掌握了操控大型船只在浅水河道航行的方法。外国人对澳门引水人的专长十分依赖,这使粤海关监督更能通过引水人控制他们。直到19世纪20年代,粤海关监督牢牢控制着贸易和外国人。
    随着商业的巨大扩张,清政府那种控制日益增强的错觉使他们看不到该贸易系统逐渐被撕裂的问题。只要粤海关监督维持和谐局面,继续向朝廷输送关税,就没有理由对贸易方式进行根本性改变。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白银外流的严重程度导致危机出现,朝廷才开始进行严肃调查,力图找出导致通货不足的原因。
    广州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在体制内出现裂缝时能够起到支撑作用,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崩溃。那些叫嚷着消除腐败的官员本身属于腐败群体,因此必须改变的是基本架构,但这种决定必须自上而下来自朝廷。不过彻底改弦更张会减少朝廷收入,因此在短期内更为方便的做法是纵容、掩饰、屏蔽或者干脆忽视这些问题。此外,朝廷对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很不清楚,因此不会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改革方法。
    没有能力采取彻底变革的措施,加上对问题的发展程度缺乏了解,两者共同削弱了贸易的长期安全性。广州体制无法自我调整,遑论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高度内向性地关注,力图保持官僚机器的平稳运行,以致忽视了中国之外的重要变化,直至其发展为心腹大患。当时清政府缺少一种收集外国人和国际市场信息,分析这些数据以确定信息的重要性并适当地做出反应的管理架构,最终导致了体制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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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58:46 摘录
    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从1700年到1842年,外国对茶和瓷器的需求持续增长,中国为满足这种需求不断增加供应,随着茶易的发展,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随着投资资本以不断增加的趋势流人中国,国际金融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全球白银商品流动的结构化更加明显,全球商业也变得更加规范。更高度的一致性反过来有助于降低风险,从而增加利润并使成本更易于评估。随着成本
    的稳定和利润的增长,国际贸易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
    离散的商业网络日益一体化,散商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方式来填补国际市场供需之间的空自(合法和非法贸易两者均有)。同时他们学会了在大型贸易断权对其施加限制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商业操作。对大公司来说,它们需要我到控制和利用商来惠及自己生意的方法。散商受到鼓动将连禁品走私进中国,这有助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贸易。随着国际贸易变得更加规范,每个港口的价格都广而告之,贸易的规程设定和条令被明确地确立下来,自由贸易更加可能,散商逐渐取代了大型垄断机构。这种全球面业中降低风险的长期历史过程是与中国茶叶贸易的增长直接相关的。
    正如我们所见,条时贸品在强大程度上依赖白银,因此鸦片贸易的同步发展有着大的推动力,别片是在中国唯一可以轻松换取白银的商品。随着茶叶贸易越来越依赖鸦片收入,默许纵容而不是禁止鸦片走私就与粤海关监管的利益密切相关了,随着清朝行政机构中的腐败常规化,粤海关监督对贸易的控制越来越受到成静,资金和权力从中央管理架构中被抽走并反过来制弱了中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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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42:08 摘录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和广州的帆船贸易,对中外贸易至关重要,这些内容必须包含在任何有关广州对外贸易史的研究中。18世纪60年代帆船出口量占广州贸易总量25%,澳门贸易又占10%,其他较小的东印度公司占34%,但在历史著述中却很少提及帆船贸易和澳门贸易。
    许多广州帆船上装运的货物是用来制造包装箱和打包出口产品的。澳门的进出口贸易很多实际上是广州市场的直接延伸。将货物运送到澳门然后将之“走私”或转运到上游所占的优势,对广州的价格形成了持续压力,也保持了贸易的竞争性。随着走私窝点的出现,澳门越来越难与这些窝点竞争,最终只好把贸易让给了这些地方。
    中国人支付的利率与外国人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广州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国人控制。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私人贷款会影响商品的最终价格,促使一些公司禁止其员工卷入资本市场。中国帆船和葡萄牙船只的私人贸易也影响了最终价格。即使是最著名的商人也经常从外国债权人处获得贷款并支付很高利率,证明没有更便宜的其他资金可用。18世纪60年代,行商承认外国人对他们的资本有更多的保护,19世纪30年代行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人为其贸易贷款。
    中国人经常以18%-36%的年利率借款(或者每月1.5%~3%的利率),以每次航程40%的利率获取帆船洋利。面外国人可以从其他外国人那里以10%-15%的年利率(或每月1%-1.25%的利率)借入相同的资金,
    然后再转手将钱借贷给中国人,以赚取丰厚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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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39:41 摘录
    广州拥有一个活跃的私人资本市场,而且这个资本市场只受到习惯做法和市场供求的限制。根据大清夷务管理条例,中国人不得向外国人借贷有些外国公司也禁止其职员向中国人贷款,但这些限制并不妨碍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交易通常是私底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些资本交易,贸易的增长会受到很大阻碍。
    一些欧洲贸易公司的官员担心如果允许公司职员私下投资贸易,可能会对公司的贸易价格和条款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中国商人获得了外国人提供的优惠私人贷款,他们也许会同意降低货物价格或加大货物数量。虽然这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公司的利润,但这种交易造成的长期弊端远远超过了其短期优势。
    中国商人可以说服外国公司职员,在私人贸易中给他们更好的价格和更优质的产品,或者给他们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贷款,或者给他们提供为公司签约的每件商品的回扣,让他们以更高价格接受公司出口货物,或者接受不太理想的公司出口货物。欧洲公司的官员非常注重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指示在船只离开黄埔之前,公司职员必须严格审查船长、大班及所有船员的私人箱子。私人贸易是允许的,但通常都对其采取严密监测和监管的措施,以免公司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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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37:00 摘录
    另一方面,18世纪和19世纪初,尽管中国禁止鸦片贸易,但鸦片在许多港口并不是非法货物,这使得鸦片贩子能够使其贸易合理化。众所周知有两套规则规范中国商业:一套是官方政策,另一套是地方实践。清政府要严格禁止鸦片,需要两套规则得到统一,但这种情况直到1835年才发生。
    在公司官员心中,茶和瓷器贸易太重要了,以致不能允许因白银短缺而减少或放弃。广州或珠江三角洲一带没有足够的威慑力来阻止散商或政府官员从走私贩运中获利,因此白银的供求压力刺激了鸦片贸易的不断扩大。通过这种方式非法鸦片贸易的增长与合法茶叶贸易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对大米的优惠待遇也推动了违禁品的进口。珠江三角洲的走私贩子可以通过在伶仃岛购入大米来规避黄埔的高额费用。在广州销售大米获得利
    润后,他们可以购买回程货物以支付他们的返航费用。所有这些因素都有
    助于维持鸦片价格的竞争力。
    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交织在一起,中国各阶层都愿意接纳走私贩子官员收取好处费和高抬贵手的实践相一致,商人需要大量白银以换取茶叶等,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鸦片贸易的蓬勃发展。由于非法贸易能支撑合法贸易,非法贸易很容易调整或至少可以容忍。因此,清朝政府在1835年之前打击走私活动的努力总是显得太少也太晚,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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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35:35 摘录
    走私贸易能够在珠江三角洲根深蒂固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澳门和广州的官员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都积极参与了这种有利可图的贸易。葡萄牙官员和一些中国基督徒卷入了澳门的鸦片走私活动。任何类型的鸦片都能够比较容易找到中国买家和卖家,海关官员很容易被贿赂,鸦片几乎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由于开辟鸦片市场轻松,18世纪中叶中国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鸦片市场,有标准的收费和流程刺激贸易增长。
    澳门葡萄牙人利用其特权从违禁品贸易中获得私利,这使鸦片贸易有了另一个发展渠道。葡萄牙人和其他散商之间的竞争,以及澳门和葡萄牙船舱底的鸦片优惠税率,确保了18世纪末鸦片的低价。随着其他走私点,如伶仃岛、金星门等的建立,以及1814年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澳门失去了其战略优势,鸦片贸易被转至这些港口。竞争使价格持续走低,推动了更多消费。如果黄埔和厦门的官员企图从鸦片贸易中获利,他们必须提供比珠江三角洲下游地区更有竞争力的收费和条件。
    买办、澳门引水人及快蟹船互相竞争,以获得在珠江三角洲与黄埔之间偷运违禁品的特权,码头上的海关水上稽查员、买办和驻守在西洋船只旁边的海关人员之间互相竞争。各种竞争导致费用(贿赂)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流程也使鸦片贩运具有规律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违禁品贸易几乎与茶叶合法贸易一样能够预测,在某些方面风险更低,由此吸引了更多商人和投资者。
    18世纪90年代末,珠江三角洲海盗活动再次猖獗,转移了官府对走私问题的注意力。在打击海盗的幌子下,澳门葡萄牙人利用他们的巡逻艇和护航舰保护和推进鸦片贸易。澳门及沿海的中国商人和官员,与葡萄牙人携手推进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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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32:46 摘录
    定期打击腐败是罢免公职或惩罚顽固官员的方法,而对之宽容则是奖励忠诚、服从和勤奋的有效方式,即使是以内部腐败作为代价。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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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28:54 摘录
    繁荣的违禁品贸易似乎间接导致了澳门的贫困。澳门继续限制商业以保护土著葡萄牙居民,而不是保持其收取的好处费,以及其他口岸相比有竟争力的贸易条件。清朝官吏和葡萄牙官员要价较高,试图创造更多的收入却适得其反。尽管上文已经展现了从1784年到1828年澳门的鸦片进口增长了600%,但整体经济由于贸易的丧失而受到严重影响。
    1814年和1815年对澳门鸦片贸易的制裁对其收入损失有一定影响。由于陡增的压力和费用高企,一些葡萄牙人将业务转移到伶仃岛,许多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则变得依赖中国商人和其他商人在其船舱底部替他们装载货物。澳门总口官员也抱怨有些船只还没有缴纳丈量费就离开了港口。
    随着新澳葡总督的到来及其采取的新方法,1836年3月1日澳门取消了商业限制,成为一个自由港。澳门承诺给予有利条件鼓励鸦片贩子及其他商人返回澳门。但此时,由于广州开始镇压鸦片走私,其他地方仍可以提供更自由的环境,所以贸易重回澳门的希望只能化为泡影。澳门的不幸结局就是反映中国沿海一带这种非法贸易竞争激烈程度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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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26:14 摘录
    中国走私船队被称为“蜈蚣”“快蟹”“爬龙”(根据船只有多外观看起来像这些动物面得名),为珠江三角洲的鸦片走私提供了驳船服务。每艘船最多可有60多位桨手(每边20~30位),使其具有速度优势。尽管这些装备精良的快艇在白天很远就会被发现,夜间船桨吱吱作响的噪声在水上也会有回声,但它们仍然能够如邮政服务般非常有规律地携带违禁品进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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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25:28 摘录
    19世纪前二十年,走私的流程确立起来了,不再需要在黄埔锚地的船上出售货物。外国人可以把所有违禁品直接运往广州,他们开始把诸如鸦片等违禁品储存在广州并直接在商馆出售。中国买家可以去那里查验鸦片,不必前往黄埔,正如“迪斯科号”一样。违禁品贸易逐渐变得与合法贸易一样安全和稳定。合法贸易受清朝法令和政策的保护,违禁品贸易受到当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做法和流程的保护。
    掮客商行在澳门和广州设立起来,它们安排鸦片销售并缴纳所有好处费,这些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代理商( commission merchant)也进行合法买卖,这是他们被允许留在中国的原因。可以有理由地假设,没有违禁品贸易产生的资金,140年来合法贸易就不会如此广泛或持续地增长。因此容忍这些非法活动符合粤海关监督的利益,茶叶贸易也不受影响。默许非法贸易可能是确保上缴给朝廷的收入能够不间断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还没有必要在体制中采取行动,例如发动一场消除腐败和鸦片的运动,那么合法贸易的收入可能在每一任粤海关监督的年任期内都会增加。这是最佳的结果。
    到了19世纪20年代,走私贩子和清朝官员之间有太多勾结。一位外国人提到:“针对走私的投诉很少能到达省城(广州),除非封口费已经封不住发现者的嘴巴。”正如马礼逊1823年指出,黄埔和澳门的情形相同。
    “自从鸦片被禁止以来,鸦片由于当地官员的纵容而走私,通过澳门和黄埔进入中国,他们中有人目睹每一箱的运输并收取好处费;而另一些人高居衙门,远离走私现场,每年都收到贿赂,默许在此问题上违反帝国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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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21:51 摘录
    从18世纪初起,走私就一直是贸易的组成部分了,到18世纪中叶,许多商品通过当时完善的贸易网络非法进出口。只要向恰当的人缴纳了合适的费用,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中国销售。
    然而所有行贿以及从粤海关监督处分流的资金,都把外国人置于危险的境地。为了让粤海关官员满足,他们不得不无视港口法规并缴纳稽查员纵容费。遵守港口规定就会剥夺官员的“特权”,从而冒违背这些官员意愿的风险。这两种情况下,外国人都有破坏自身贸易的风险,要么被粤海关监督抓住他们舞弊,要么稽查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以下摘自1838年美国广州领事报告,清楚地描述了当时这种做法如何根深蒂固
    “通过勾结税务官员逃避税费,在黄埔是通过粤海关监督船的代理或稽查员委任监管每艘船;在广州是在通事、商馆办事员和海关审查员之间的安排下进行。在前一种情况下,要么以一半或1/3的税费,要
    么以远远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他们,海关人员才会同意从船上卸下某些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串通勾结行为也许就在珠江上雇用的最低级别的税务官员那里进行,最终没有钱流入国库。……当船只要结
    算货物关税时,走私货物被压下来,真正需要缴纳的税费要直接缴纳给行商,如果通事是负责人,则由他来收取。”
    很明显,贿赂的金额是固定的,一年一年没有变化,这降低了风险更易于获利与吸引投资者。18世纪头几十年,黄金和非法丝绸等产品的默许走私流程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走私活动的标准化允许走私贩子预先知道费用并计算利润,这与合法商人一样明确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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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18:32 摘录
    买卖鸦片对于中国商人而言是一种快速产生资本和获得急需白银的方法。他们需要用白银购买鸦片,卖之又得白银。这与出售茶叶一样,通过这种贸易能够增加资本积累。茶叶贸易中他们必须预支白银,在见到投资回报前,他们可能要等上6个月或更多时间。但是在好的年景,鸦片购进后能在几天内售完,白银供应很快就得到了补充。
    在贸易季节开始时进行几次鸦片快速销售,能够使中国行商得到更多白银来购买茶叶,以减少向外商借高利贷。除贿赂官吏外,鸦片并不需要向官府缴税。因此在拓展茶叶贸易与减少高利贷支出两方面都能够增加茶叶利润,鸦片销售的获利方式在这一方面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这一切都没有新的债务产生(应归于不用缴纳关税)。18世纪60年代中国鸦片贸易风险小,这意味着参与其中的获利远远超过参与其中而遭受的损失,于是鸦片贸易量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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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12:53 摘录
    正如在任何重要海上贸易中心都可以见到的情况,珠江三角洲也存在活跃的走私贸易。18世纪前几十年,对于金属,诸如黄金、铁和铜,以及专卖产品,如盐、硝石和某类丝绸等,这些商品的销售数量和种类要么被禁止,要么受到限制。但是这并没能阻止某些商品在中国建立交易市场。走私商品进出中国的方式之一就是藏在外国挂旗艇的舱底。
    正如前文曾指出,外国官员获准乘坐悬挂其国旗的服务舢舨自由往返广州。这是粵海关给予他们的特别优待,能够提高办事效率,但这造成了一条走私贸易的途径。走私活动通过这些挂旗艇以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外国人将白银和奢侈品走私进中国,并用这些物品交换违禁品,这样他们能够逃税;第二种,装运违禁品到停泊在黄埔港的船上,可以逃避掉出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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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11:01 摘录
    采取其他措施会导致多种后果。要求所有外国人搭乘特定和受监控的舢舨,通过西江水道往返于澳门,使粤海关监督能够更清楚外国人的人数及其所在位置。这一措施无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随着来华的外国人人数从几百上升到几千甚至几万给清朝官员造成的恐惧。西江收取的通关费肯定也有助于粵海关的行政经费,不过这是以增加内部腐败为代价。
    其他缺陷可能因不太明显而被忽视,直到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削弱了广州体制才会被察觉。港口费贯穿广州体制时期,明显对小型船只不利。港口费的计算结果并不能代表实际载货量,规礼是固定的,对小型商贩而言则非常昂贵。散商利益在1834年成为主导力量以后,他们非常渴望结束这种不利局面并开放贸易。如果清政府早些解决了这些问题,还能够起到安抚散商的作用,或许可以使事态的发展改变方向。
    与此同时,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外国军事能力大大增强。广州的外国人群体发生了一场信息革命,迅速改变了广州国际贸易的结构,但清朝方面完全没有注意到。粤海关和广东水师收集到的那些细微信息,不能让他们准确预测到潜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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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11-06 08:08:55 摘录
    与历史书中描述的常常相反,广州地方当局相当认真地监控腐败和走私,以弥补贸易过程中的缺失。贯穿整个广州体制时代,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便更好地控制外国人和下层管理人员。官印船在广州与黄埔之间的往返被更加严格地管制;海关系统定期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也能够对其他类似情况起到震慑作用。进出口的平衡为官员提供了标准,这样他们可以确保征收到所有税费。其中一部分措施成功地遏制了走私活动并保护了国库的税收。
    粤海关监督协助外国人,帮助他们从中国人手里讨债。西方大贸易公司耐心等待债务的偿还,它们在追回债务方面相当成功。外国散商比大公司的手段要少,他们有其他方法来强行讨债。除了向粵海关监督投诉外西方人可以通过强占违约者的商馆和商品,以此威胁当局,这会立即引起当局的关注。
    但是,中国行商向外国人讨债的手段则要少得多。每个商人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谈判技巧,因为当局有很多办法敲诈私人资金,结果行商财富被缓慢而持续地侵蚀。有关当局一直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充分解决行商缺乏安全保障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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