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观察:“在发令者和电击受害者的后果之间设置的任何力量或事件都会减轻志愿者的负担,从而减低违抗命令的几率。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与可能由我们助力的最终破坏性行为之间往往存在其他人。”
这就是现代官僚体制的本质,鲍曼警告道:制定罪恶政策的高层官员把责任转嫁给下属,不需要亲眼看到残忍的后果;而执行这些决策的下属有理由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因此可以专注完成分摊到的任务。由此,责任就变得“无从追究”,一群得体,甚至善良的成年人就这样变得可以从事泯灭良
知的恶行而不会因此失去哪怕一秒钟的睡眠。
这个理论让人心里相当难受。但它的前提也许没那么冷酷,即个人之所以服从非正义的法律和命令,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处境“能够避免让他们经受亲眼目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痛苦”16,鲍曼这么解释道。换言之,非人道行为未必是由故意的侵犯或憎恨的想法导致的,而时常是由拒绝和距离产生的。鲍曼说:“米尔格拉姆的发现里最引入注目的一点也许是人们对残忍的接受程度与他们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成反比。”

古勒维奇观察到:“种族灭绝是集体建设的一种活动,它把人凝聚起来。”
文明世界常常喜欢这样告诉自己,只有欠发达国家的落后人民才会一同参与这样可怕的行动。然而,对于归属感的渴望是全球普遍的,而且在物质先进的国家也时常会转化为杀戮行动。“人类害怕孤独,害怕所有孤独,其中道德上的孤独是最令人恐惧的。”

然而,有另一种抵抗可能并不比以上这些容易,且重要程度不比它们小。它的危险比较隐蔽模糊,境况看似平淡无奇。需要些想象力才能预测出,如果不跟他人行为一致,会导致怎样的可怕后果。别人会因为你跨过界线的行为认为你疯了或者性格偏执——你自己也会怀疑这一点。

对我们因为保持沉默或者服从权力而可能伤害到的人感到同情,并不需要特别的天资或圣洁的美德。然而,不理会道德想象的倾向同样普遍—人们往往会使自己远离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来将其正当化,把我们造成的伤害的责任推卸给处于指挥链上级或下级的人。在一个不讲人情的巨大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不紧密当个人陷入需要妥协的情况,几乎都会这样推卸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困境非常极端,也许更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指责那些当有悖良知的事情发生在眼前却没能鼓起勇气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士兵或“二战”中服从命令的人很容易。然而难得多的是,承认甚至意识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习惯于通过把有悖良心的非正义事件归咎于体制、境遇或者上级来避免做出让我们不舒服的选择,或者我们多么不习惯于问一间,我们的被动和默许可能在纵容有悖良心的事以我们的名义进行上扮演着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