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确实值得我们]担心,但是今天的悲观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时髦,就像19世纪初期到中叶,当工业革命正遍及整个欧洲并使得反对者恐慌时的情形那样。
从他们对现代化的恐惧和愤怒以及越来越强的世俗主义和理性心态产生了浪漫悲观主义,这在当时拜伦勋爵和海涅的诗歌、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中都体现了出来。别忘了将亚当·斯密的作品翻译成德语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马克斯·施蒂纳,那可是悲观主义的专家。施蒂纳的母亲患有精神病,他的第一个妻子在产下死婴时死去,他将后来的一位妻子的财产投了资但是却弄得血本无归。当然他也失去了妻子。

日本成功的第一条秘诀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第二条秘诀是创造性地将新知识运用在商业上;第三条秘诀是快速。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集成电路技术已经发展得飞快,华盛顿不得不对从日本进口半导体进行贸易限制。

当时日本没有多少美国人需要的东西可卖,日本的产品在全世界都是笑柄。

为了解决产品质量的问题,日本吸收了美国的两大技术发明。第一项技术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约瑟夫·朱兰和爱德华兹·戴明在日本普及的数字质量控制方法—使装配线趋于完美成为全国奋斗的激情。由于他们的贡献,这两位科学家都被日本天皇授予了神圣宝藏勋章。
然而,10年之后,质量在美国才成为制造业的口号。即使今天,日本的丰田、本田和尼桑在J.D. Power质量调查上仍然优越于底特律和欧洲的汽车。
美国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工业机器人。故事的内容大概也差不多。1956年工程师约瑟夫·恩格尔伯格和企业家乔治·德沃尔一天晚上在鸡尾酒会上碰面,讨论起了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经典科幻小说《我是机器人》。
后来,他们两个人创办了一家公司,取名为“通用自动化公司”( Unimaton),并于5年之后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运转的工业机器人。通用汽车公司将机器人安装在了新泽西州特伦顿郊外的工厂里。但是,其他的美国公司对这种新的电脑控制技术并不太感兴趣。
日本人抓住了机遇，因此机器人才成为了70亿美元的巨型行业,而处于行业霸主地位的就是日本。”
1965年,据日本汽车制造者协会的报告,“新的技术……成了首选”。更具体一些说,到1970年时,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数字技术“不久之后就导致了整个制造行业的电脑化”,而机器人“也逐步取代了工人在危险工作上的位置。
到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约翰·库考斯基和威廉·博尔顿在日本的一家评估中心所做的报告,“在工业装配线机器人技术上,日本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1992年,世界上所有工业用机器人安装中,日本所占的比例为69%,欧洲的比例为15%,而美国的比例则为12%。
拥有了这些以及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工具,日本在10多年的时间里就开始震惊全世界了。

然而,除了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国际联合努力仍没有消除全球贫穷这个糟糕的成绩之外,这里真正令人惊叹的却是这些数字所揭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但是我们得反过来看。
这些数字中没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减轻21世纪贫穷的悲剧。但是一位从17世纪来到今天世界的时间旅行者不仅会对人类的贫穷状况感到震惊,而且还会对人类的规模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感到惊叹。
离开了饥荒和鼠疫不断的仅有5亿人口的世界,这位时间旅行者会对这个星球上能够生存60多亿的人口而扼腕惊叹,更何况这其中还有超过33亿的人口生活在2美元的贫困线以上。

未被注意到的疗法
以上这些只是这个财富体系中有形经济和隐形经济之间互动的众多方式中的一部分。把这12种方式再乘上它们之间的交叉影响方式,它们就带来了未来革命性财富的新问题。
我们还会张口不离货币经济中“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那句话吗?比如我们问,所有那些流进和流出货币经济的“免费午餐”的纯价值是多少?如果我们知道更多关于这些互动的方式,我们企业和个人的战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没有工作的人难道真的是不生产吗?所有接受政府救济的人都不生产吗?所有的老年人和退休的人都不生产吗?四肢瘫痪者不生产吗?或者这样,一位四肢瘫痪者给一个朋友提供的很有见解但是却不计报酬的电话建议,能否等于心理治疗专家每小时收费100美元的治疗方法呢?而当她的建议或者忠告挽救了电话另一端正在准备自杀的人的生命,我们该给这条生命估价多少?那是否等于每小时收费200美元?

财富的革命指的并不仅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