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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为止的岁月里,政府属下企业所遇到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自找的。政府举办的企业数以万计,在六百零八个行业中统治了六百零四个,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本身。党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就认为只有国家所有的财产才能成为政权的基础,而一切民间资本都是异己力量,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剪除私人资本,扩张经济中属于国家的部分。现在中南海终于明白,“这种局面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需要做大的做大,可以做强的做强,必须提高的提高,能够救活的救活,应该淘汰的淘汰,适合放开的放开,努力做到活有活的路子,死有死的办法。”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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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为止的岁月里,政府属下企业所遇到的麻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府自找的。政府举办的企业数以万计,在六百零八个行业中统治了六百零四个,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本身。党从执政的那一天开始,就认为只有国家所有的财产才能成为政权的基础,而一切民间资本都是异己力量,所以始终不遗余力地剪除私人资本,扩张经济中属于国家的部分。现在中南海终于明白,“这种局面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党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也不是无所不能的,“需要做大的做大,可以做强的做强,必须提高的提高,能够救活的救活,应该淘汰的淘汰,适合放开的放开,努力做到活有活的路子,死有死的办法。”这些话意味着,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岁月中将不仅想办法“搞活”自己的企业,而且也开始想方设法“搞死”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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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三十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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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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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对。要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就不能只看1998年这一年。《交锋》也是因为迎合了这种需要,才格外风行。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行文太激烈,爱憎太分明,实在不像很多人说得那样好,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说得那么坏。人们用被夸张了的热情关注它,表达一种被夸张了的感受,无论褒贬,其实都是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