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社会动员起来的时候,新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它们宣布自己独立于政权,并且公布自己的目标、利益和纲领。但是政权体现的是集权性的、非竞争性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只会整合那些接受政权命令的组织,并在事后控制政治过程的结果。于是,一方面,自治组织在公民社会中出现;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制度能使这些自治组织表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利益而交涉。由于这种公民社会中自治组织同国家制度的闭锁性间的断裂,最终,这些新近组织起来的各种群体为自己价值与利益而斗争的地方就只能是在街头了。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再现出民众参与的特征。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自由化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弥漫于街头的催泪瓦斯也刺伤了自由派的眼睛;大众运动的爆发、社会的动荡与失序表明自由化政策已经失败。由于自由化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上面加以控制的进程,所以自治运动的出现证明,自由化不是,或至少不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了。街头的游行示威已经侵犯到了最神圣的权威主义价值秩序。民众运动
的爆发,削弱了自由派在权威集团内的地位。
在这样的问题上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整合那些能整合的团体,并压制其他人,回复到权威主义的一潭死水,要么把制度问题,即民主提上政治日程。自由化有可能逆转,进入一个婉转地称为规范化的沉闷期,也有可能走向民主化。

由权威政权内部力量发起的自由化运动,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有控制性地开放政治空间。这些运动典型地是由权威集团内部的分裂引起的,而这分裂又是由各种预示着包括大众动荡等紧迫危机的迹象点燃的。自由派发起的自由化运动就是要去缓解社会紧张感,并通过拓宽政杈的社会基础来巩固自己在权力集团中的地位:允许公民社会中自治组织的存在,并把新的团体整合到权威制度之中。就运动本身而言,自由化应该总是同权威主义集团的价值与利益相容。所以,自由化意指“开放”( apertura)、“解禁”(distensas)、“再生”( odnowa)、“重建”( perestroika“重新建造”如一栋房子)。
这些术语含有限制改革的强烈意味。然而,自由化本身是不稳定的。通常发生的只是爱森伯格( Ilya Ehrenburg)1954年所说的“解冻”( ottepel):公民社会之冰融化,权威主义政权不能再限制它了。一且压制由于某种原因减轻,最先的反应就是公民社会中自治组织的出现。学生社团、工会、萌芽中的政党几乎一夜间涌现。在巴西,律师、新闻记者和学生首先组织起来,然后是社会基层也组织起来。在波兰,一千万人在1980年9月的数周内就加入了团结工会。甚至是由当局成立并控制的组织也宣布自己的独立。不仅职业性的团体如此,而且如旅游观光协会和集邮者协会也这样做。根据卡罗尔(K.S. Karol, le nouvel Observateur,1987年11月6日,巴黎,第1200号)的说法,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最先成立的自治团体有可能是“斯巴达克人”,显然,它意指莫斯科足球俱乐部斯巴达克的崇拜者。到1987年,已经有三万个独立的团体。它们还举办了一次全国大会。到1989年末,已经有六万个独立团体、协会俱乐部学会和联合会,它们都在探究着政治空间的限度( Pravda,1989年1月10日)。

（韦伯）注意到,“由于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选择,个人的软弱无助使他们不得不屈服”。对权威主义政权产生威胁的不是合法性的崩溃,而是反对支配与控制的组织:为了另一个未来而展开的集体行动。只有当另一个集体选择存在时,孤立的个人才有了政治选择的可能。因而。权威主义政权憎恨独立的组织,它们要么把独立的组织整合到集权控制之下,要么对之实行暴力镇压。因而,它们也特别害怕种种言论,哪怕这些言论传递的只不过是人们心知肚明的事。因为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发表言论本身,有动员潜在力量的作用。

第一,它并不意味着,若民主制度要唤起人们的服从,民主就必须有社会内容。如果民主是一种导致最终结果不确定的制度,那么,“社会内容”就不可能意味着事先承诺的平等、正义、福利,等等。这类承诺是行不通的。在民主政治下,其结果由竞争的政治力量的利益追求策略决定,事先肯定是不确定的。誓言要发展大众福利、促进国家统一、传承民族文化、为每一个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条件的宪法,对于抒发国民感情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它们不可能就此而得到服从。只有在它们以法律而不是以誓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后,才能得到遵守。尽管不同的力量在民主竞争中运用的资源不等,但若制度框架有利于社会正义,民主最终还是会有某种社会内容的。但这多少是个制度问题,而不是实质性承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