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评论过我诗作的批评家,非常正确地把诗人称为“剥制文学标本的人”,因为他们企图把事物封冻在时间里,总是情不自禁地虚构出早已远离人世的姑姑或舅舅,作为吟叹的题目。

通过这样的耳濡目染，我逐渐懂得了，父亲的职业，意义不在于我们对死者做了什么，而在于表明，活着的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中会有人死去的现实。

我们这一代，所谓婴儿潮的一代，伴随着核弹出生，随着核弹在古巴和柏林安家落户而长大，看待爱与死，与看待电视上的卡通片无异。我们看天空，看新闻，在防空洞里玩耍。正当我们走出或走进青春期之际，死神的锤子敲到肯尼迪头上。

我们在世上只有一辈子好活，如果不能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就爱那和我们在一起的。

死者一无所求。只有生者营营不休。

我顿时清醒过来，风风火火地起床，匆忙灌下一杯咖啡，剃须洗脸，戴上霍姆堡毡帽，裹上外套，启动“死亡马车”，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奔驰在快车道上。这样做，严格说来，并不是为了米罗。米罗已不再需要别人为他做什么。我是为了霍恩斯比太太。同样短暂的一瞬间，同样的一眨眼工夫，就像水变成冰，她变成了霍恩斯比的未亡人。我匆匆忙忙，全是为了她，因为她还会哭泣，还会在意，还会祈祷，而且，还会付我的账单。

我们永远在等待。等待一句动听的话，一组中奖号码。等待从死去的亲人那里传来的他们仍然在挂念我们的消息。每当他们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事，从坟墓中起来，从棺柩中掉下来，在梦中同我们说话，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是啊，我们真的感到快乐，仿佛他们仍然关心，仍然有自己日常生活的安排，一句话，仿佛往生者还活着。

我们生命的意义和对我们生命的回忆，属于活着的人，一如我们的葬礼。不管死者现在变成了什么，我们只存在于生者的信念之中。

那时我年轻，酒喝得多，一边撒尿一边仰望辽阔的夜空，天上繁星皎洁，而暗处极尽幽黑，我想着自由女神，对于生命满怀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