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奥本海默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他在1946年预言道:“如果发生另一场大战,原子武器将会被使
用。”这位主持制造这种炸弹的项目的人有着正确的逻辑,但是冷战颠覆了它;相反,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由于核武器可以在任何新兴大国的战争中被使用,于是这样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毁灭性装置借助它们的发射工具可以在瞬间抵达任何地方,将所有国家置于危境。
结果,保护某国自身的领土是过去发动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它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同时,争夺领土,作为另一个传统上爆发战争的原因,比起以前也不那么有利可图了。在一个总体脆弱的时代,获得势力范围、坚固的防线、战略性的咽喉要道又有什么益处呢?这类资产日益降低的价值已经被人们谈论了许久,苏联甚至在解体之前就已经和平地大量放弃了它们。
在卫星侦察和其他情报技术的突破,也使得大规模战争已经过时,因为这些情报技术降低了出其不意地发动全球战争的可能性,消除了隐藏发动大战意图的条件。奇袭仍然会发生,例如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这只是由于情报分析而非情报收集的失败。从1991年初科威特被解放开始,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发现他的军事部署竞如此一目了然,并因此完全暴露在敌方的攻击之下,于是他不得不选择撤退。战事部署的完全透明是冷战中战略武器竞赛的一个副产品,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环境,奖赏那些试图阻止战争的人,阻挠那些试图发动战争的人。

在1991年12月25日—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两年后的纪念日、入侵阿富汗12年后的纪念日,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74年之后—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向美国总统打电话致以圣诞节祝福,向叶利钦移交了发起核进攻所需要的密码,并且拿起了他将要签署正式终结苏联存在的命令的钢笔。可这支钢笔没有墨水,所以他不得不从报道这一事件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able News Network)工作人员那里借用了一支笔。0尽管如此,他已决意以最好的表情来面对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在告别演说中疲惫不堪地宣布:“‘冷战’、军备竞赛和我们国家疯狂的军事化都已经终结,这一切使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扭曲了我们的思想并且削弱了我们的士气。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不再。”
戈尔巴乔夫绝不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约翰·保罗二世、邓小平、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莱赫·瓦文萨甚至鲍里斯·叶利钦式的领导人。他们的头脑中都有目的地和到达目的地的路线图。相比较而言,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想要挽救社会主义,但又不愿意使用武力这样做。这正是他特有的不幸之处,即这些目标都是相抵触的,他无法在实现这个的同时又不放弃那个。于是,最终他放弃了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帝国和他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使用武力。他选择爱戴而非畏惧,违反了马基雅维利给王子的建议,他也因此不再是王子。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毫无意义。但这使得他成为有史以来最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尽管如此,如同1789年革命,1989年的东欧剧变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历史学家当然可以在尘埃落定后回顾往昔并条分缕析其中的原因:对二战和平协议中的临时性划分变成战后那时代永久性分割的沮丧失望;对造成这种僵局的核武器的恐惧;对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未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满;权力发生了一种由本应拥有的强大向貌似无能的缓慢变化;做出道德判断的独立标准意外出现。在感知到这些趋势后,这些20世纪80年代伟大的演员-领导者们找出了一些方法,使这些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至于冷战无须再继续。尽管如此,即便是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它的终结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决然。

出人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很愿意接受他的观点。在他1987年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 Perestroika)中,他回应了舒尔茨的思想。“经济如何能发展,”他问道,“如果它为落后的企业提供了优惠的条件,却对最先进的企业予以处罚?”当里根在1988年5月访问苏联时,戈尔巴乔夫安排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进行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优点的演说。站在一座巨
大的列宁头像下,总统谈起了电脑芯片、摇滚明星、电影和“手无寸铁的真理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学生们向他回以了热烈的掌声。不久,戈尔巴乔夫向里根的继任者乔治H.W.布什重复着他所学到的:“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必须应对一个统一的
体化的欧洲经济……无论我们是否希望,日本是世界政治的又一个中心……中国……是(另一个)巨大的现实…我重申,所有这些都是世界力量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典型的重大事件。”
但是,这大部分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言辞: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像邓小平所做的那样,心甘情愿地直接倒向市场经济。他在1988年底提醒政治局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通过“借用社会主义的计划、国家管理以及……更多的社会公平的原则来挽救美国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可以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挽救社会主义,只是还不确定该如何去做。“被反复重申的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十月纯净思想’的咒语,”数月之后切尔亚耶夫观察到,“在那些世故的听众中激起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他们觉察到在这些(口号)背后空洞无物。”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社会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它无法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为高效劳动力提供激励并鼓励个人的创造性相联系。实践表明市场提供了这些最好的激励。”

戈尔巴乔夫的敏感性还表现在经济方面。就任领导职位前到外国旅行的经历使他认识到,“那里的人民………过得比我们国家的好很多”。似乎“我们年迈的领导人们不那么担心我们无可否认的低下的生活水平,我们令人不满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先进科技领域的落后”。但是他并不清楚对此应该做些什么。所以,国务卿舒尔茨—这位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仁不让地要对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教育一番。
早在1985年,舒尔茨就已经开始给戈尔巴乔夫讲解为何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人民必须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按自己的意愿到处流动、迁移和旅行……否则,他们就无法利用可以利用的机会。苏联的经济必须进行剧烈的改革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应当由你来莫斯科掌管计划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开玩笑说,“因为你的点子比他们多。”在某
种程度上来说,这的确是后来舒尔茨所做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利用去莫斯科的机会给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当起了辅导员,甚至带着圆形分格统计图来到克里姆林宫以说明他的论点,即只要继续实行计划经济,苏联就会越来越落后于发达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