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的黄金时代从未降临,而其所激起的热情几乎已遭遗忘。但不容否认的是,欲创造伟大湖南的意志,乃是主导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然而,当我们顺俗地在那些自封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人身上寻找现代中国的起源时,便蒙蔽了自己,看不到事实。但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摆脱结局注定的心态,那么也许会了解,如同遗忘的起源和无缘实现的愿景,最终的结局并非总能让人信服,也并不那么启迪人心。研究那些如愿实现抱负的人,他们偶然的成功事后被宣称是天命,可让我们了解世界如何成为现今的样貌。但这些只是历史一隅,当我们看着历史之镜,便能以那些曾别有抱负、眼光专注于不同目标的人为借鉴,这些带着满腔热血的人,曾领航迈进那也许有可能、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未来。

于是,湖南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在清朝由衰至亡期间,能以其草根形态并存。同样的,民国初年,在“中国”一词的含义特别薄弱之时,湖南的省民族主义,在以国家为导向的中国民族主义打造得并不顺遂时,持续壮大。在中国和湖南国似乎结盟期间,湖南的省民族主义几乎消失,轻易就被整合进得到认可的省、帝国层级体系,或省、共和国层级体系但当中央与地方出现冲突时,两者就会分道扬镳,要求人民只能忠于己,不能忠于对方。本书所涵盖的时期,大部分时候就
是这样的情况,只有一八九八年夏天与洋溢乐观情绪的民国初年是显著例外。
但长远来看,在以中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里,没有一省之草根民族主义的容身之地,所以在政治上将湖南整合进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使湖南人的故事也被纳入永恒中华民族的更宏大叙述之中,湖南人只有在推动中国前进的步伐上有所帮助时,才可见到他们的故事。于是,在谈中国历史的书里,杨毓麟、黄兴或谭嗣同,乃至毛泽东之类的个人,就成为只关心中国与汉族的命运,注定要终身为中国效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我们几乎不知道在他们人生的某些重要时刻,他们的行事只被爱省之心驱动。而对于那些从未为中国效力的人,例如彭璜,我们则一无所知。

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里,并不具有因受引导而相信的延续性存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几年里提倡的反满民族主义,在清朝覆灭后立即束之高阁,而试图取代且以多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则对“中国人”的构成要素赋予全然不同的想象。同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后来在台湾延续下去的”中华民国”,各提出孙文的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他们自己的起源,而这些主张看来却还是难以调停两岸所分别代表的截然不同的中国观。如果混乱的一九二○年代真的造就出独立的湖南国,本书中的那些人物将是它自然而然的先行者,而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则将以蓄意阻挠者的形象出现在史书里。他们将被描写为抱残守缺的阻挠者,死抱着保住旧帝国这一过时观念,然后被用当时《大公报》主编常用来描述他们
的生动词汇来草草打发掉。
与此同时,从推翻旧国的民族主义转变为创立新国的民族主义,这一转变本身有助于说明为何毛泽东之类的人物会在快三十岁时拥护湖南独立,五十岁出头时却以武力统一中国。或者说明蔡锷为何在一九○三年时考虑到清帝国有可能解体,却在一九一六年领兵重新统一中华民国。或说明为何黄兴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把共和国的利益摆在湖南的利益之上。这些人都关注既有的国家,而非永恒的中国。清帝国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我们都把它们称作“中国”。透过这些革命分子早期的行动主义,我们看到本省的命运,比他们所在的帝国或民国之命运,更清楚地呈现在他们眼前。

改革方面如此,革命方面亦然。民族主义,从而革命,也都在湖南以出乎意料的样貌呈现,但欲了解其中的差异,需要先区别同样挂着“民族主义”之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第一种是草根民族主义,大体上是为反对既有的政权而出现。它通过宣传(往往是秘密宣传)来推广,且包装以觉醒的语言。它是前瞻的、虚拟的、固执的,想象未来的黄金时代,新兴民族将统治国家或建立自己的国家。助长革命者,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另一种是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源自已然确立的政府。它通常通过国家教育体系灌输给人民,要人民忠于国家,借此给政治实体赋予感性基础。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与草根民族主义相对立,有助于防止革命。
我们今日所知的中国民族主义,乃是以国家为导向、扎根于领土和政府、自上而下打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但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属于草根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孙文之类反满行动主义者的汉人民族主义也属之。这一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存在草根民族主义时,不管多少种民族主义都可以并存,就像陈天华或杨毓麟之类的个人能忽而为湖南而战,忽而为汉族中国而战,不知道哪一个最终会存活。在任何一个既定政府的领域里,本来就存在着许多觉醒的团体,在高明宣传家的妙笔之下,这些团体都可能被彻底改造为自认是自成一体的民族。但当说到以国家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时,基于主权,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于是只能有一个民族主义。单一民族主义得倚赖深度、强度足以激发未来命运感的线性过去,来取得其情感力量,因此它把与之竞争的民族主义从成文历史里抹除。在比它更早存在的诸多草根民族主义中,只有最近似于国家之最后形态的民族主义会存续不消,被视为通往现代的唯一一脉民族主义而写进史书里。就中国来说,孙文的早期路线被封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点,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则已彻底消亡。

与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湖南的改革者不是在遭外人占领的地方推动改革,因此能把外国思想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分别看待。他们未倚赖与其合作的外国人,未读过教会学校,未利用外国人的治外法权来掩护他们在外国控制区的活动,他们的生活未因不平等条约而脱离传统。他们在由保守中国士绅主导的地区而非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地区里推动改革。这
往往意味着他们在一开始会受到较大的阻力,但一旦他们的计划开始推动且得到当地人支持,他们施展抱负能比在沿海地区更自由。
此外,与上海或香港被抽离文化母土的中国人不同,在长沙城内或周边奋斗的那些湖南人不必拉攀同乡关系;他们周遭的人几乎全是湖南人,他们在本土的土壤上奋斗。或许因为这原因,他们未投身抽象的理论领域,而是投身切身、实用的领域,他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本地。在这一时期的湖南所看到的主要改革典范,不是写哲学性宣传小册子,独自窝在书房里梦想着大中国,希望吸引到国内其他地方之学者、大臣注意的
作家;而是学校老师这个一再出现的典范:有远见的独立之士,创办学校或学会,以在本地宣扬个人所认为未来应走的道路,亲自向一小群学生说明他的未来构想,希望他们步出他的教室之后前去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