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学潮不始于今日,远自古代,每当末世政治不修、经济衰退,学潮党祸往往便继之而起。第一个发生庞大学运的朝代,应该是东汉租、灵之世。当时,外戚宦官相继为锅,太学里众达三万学子为求改革,遂成清议中心,而为首论政引致党钢之祸的郭泰、页彪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学运领袖。往下数,唐有清流、宋有党祸,特别是在北宋之末,太学三舍的三千九百多名学生,也曾在陈东的领导下,选次伏阙上书。续降至明代,以东林学院为首的地方学校,也多成为清议抗拒中心。再降自清末,康有为等联合人京应试举子,公车上书言事于先,而新式学校学生与关外留学归来的学人更成为问政及革命主力。最后,到了民国初年,先有“五四”运动,继有“三一八”学潮,规模之巨更是空前。最让人警惕的是,王朝也罢,民国也好,只要大型学潮一起,
统治者莫不随之垮台!

一直到今天,在下还是不能了解国府为何一定要在当年召开国民大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更不明白两年之后,国府再度召开行宪国大(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又是为了什么?事实上,在这两次国大之间,国民党内争取提名既已打破了头,加深分裂;在强迫党员“礼让”友党,当选之后立即继之以放弃之际,更造成了党内的离心与法制的破坏;此外,各级竞选之买卖选票,浪费财源,也加速了财、经的紊乱。本来,国民党便是派系的凑合,在迭经国大、立、监委以至于总统、副总统的选战之后,更是纲纪荡然,四分五裂,最后更加速了整个大陆的沦丧!甚至,狼狈撤退赴台之后,这一大批的万年国代、立监委员还盘踞权位,垂老不退,一心吃定了中华民国。有人说,如果国府舍弃这些荒时、破财、耗资、费力、制造分裂的难务,或则全力作战,或则尽力谋和,即令不能保全全部江山,至少也足以划江自守。
当然,也许有人说当年如不遵从孙先生行宪还政于民遗教,国府恐亦不免贻人以不民主之讥。但是,当时犹是全国陷于战乱分裂之局,连反对党的中共以及各民主党派都不主张召开国大,又有谁来讥笑国府保守落伍呢?这些个说法,也许反映当日许多人的想法,写在这里,不敢说是留做历史记录，就说它是闲话也罢,牢骚也好。

财政改革失败丢大陆
从上述这一件事来看,蒋先生对孔、宋贪污之事（低价套取88％的外汇），不仅是知道,而且是早已知晓。可是这桩糗事,蒋先生只希望把它压下来,不想把它闹大,如果因此而兴大狱,反而会把事情搞得不能收拾。国家的事,最怕的就是“师出无名”,如果放掉大奸大恶,而把正义之士惩处,恐怕是天理难容,事实上,这件套汇案的发展,正好悄悄转了方向,种下了宋子文在第二年四月下台的因子。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孔、宋虽在战前战后相继下台,但其徒子徒孙依然遍布财、经、政界。举一个例,两年后,国府发行金圆券,厉行财、经改革之际,蒋经国先生以“太子”之尊,亲往金融重镇的上海声言“打虎”,结果,虽然一度吓退了沪上闻人杜月笙,却又在“姨丈”、“舅父”和“表兄弟”(指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扬子公司即为其主持）手下栽了筋斗，铩羽而归,结果天下大乱,大陆也由之巨变。
国府为此失去大陆,诚属绝大不幸,不过不幸之中,也有点小幸。犹忆撤守大陆之前。美援不来,财源枯竭,包括蒋主席亲信的陈布雷先生在内,都曾建议蒋氏,谓他促请孔、宋捐输,以纾国难,结果,就在忠贞的陈先生遭受苛责,一死上报之余,护财重于救国的孔、宋两家吓得逃难赴美,把成亿的钱财全都搬到了新大陆。这样,他俩和他俩的后裔不屑赴台,也正好救了台湾和迁往台湾的国府。如果说这嗜财如命的贵戚稍有远见,预知台湾外汇存底迟早会超出美元千亿,他们又哪里会轻易放下这块肥肉。

审讯那天一早,周佛海从老虎桥监狱被一群法警押解向朝天官高院，囚车一转进到法院左邻的白下路,他便发现路上涌现一片人潮,一俟囚车转过朝天宫左边角门,宫前广场更已结集千计男女,最后,进入大门,映进眼帘的更是密集人海。
看路上院内群众对他不但并无敌意,而且表情大多和善,聪明如周，当已察觉这多半是当日的南京平民,也即是当年陷区百姓。于是当审讯告一段落,审判长循例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时,周某居然变调,改以悲天悯人语气发表了一段激情煽动的演说。
首先,他语带悲切地说,七七抗战开始未久,平津京沪穗汉各地即相继陷入日军之手,国军既捐弃国土撒手西走,留下一亿五千万哀哀无告的子民便只有赤手空拳地待人宰割……此语一出,庭内一片静寂,但庭外天井里以及大门外的广场上,渐次便有嘈杂议论之声。
周佛海是何等聪明的人,他一见上述言辞激起了反应,找对了倾诉的对象,马上便打铁趁热接了下去,改以狡辩方式,自我脸上贴金,继续以慷慨激昂语调陈述,大意约为:眼看着上亿同胞陷入水深火热险地,我们这批人不顾自己名誉,牺牲自己前途,赶回沦陷区来照顾他们、保护他们,给他们阻挡日军,做了一层缓冲,以减轻他们所受苦难……而今,国军回来了,我们却变成了万恶不赦的汉奸!
周某这番煽动性的供词还未说完,庭外即已爆发了一阵欢呼喝彩鼓掌之声。如果不是审判长反应灵敏,一发现情况有异,连忙转换了讯问话题,才及时阻断了周某激情式的发言,否则继续让他煸惑,受审的便不是被告,而是面对群众的法官了。

意外首位受死的（汉奸）缪斌
先说那个原不该死的倒霉鬼缪斌,这个二十四岁便在北伐东路军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少年得志人物,原是何应钦的亲信,国府定都南京不久,即出任位高权重的江苏省民政厅长,任内公开定价出卖县长,被他的无锡小同乡吴稚晖先生纠弹下台。闲居中,曾被何应钦派往日本担任联络工作,谁知抗敌开始,即为他的日军特工朋友拖下了水,参加日本御用组织的新民会和东亚联盟。及一九四O年十月汪逆组府,更出任伪立法院副院长。一九四五年三月,缪某自称接受重庆国府命令,赴日谋和,且曾与日本首相小矶国昭等进行谈判,终因日本陆海两相坚决反对未成。
及抗敌胜利,缪某自以为曾进行策反参加和谈,可保无事;事实上,一度也曾逍遥法外,过着清闲的寓公生活。不久,虽被捕押往南京,但仍接受充分招待,未料一天深夜,突被押往苏州候审。
为什么缪某遭遇,竟如此变幻莫测?据当日报章透露,是由于美军无意间在日本档案中翻出缪某不久前携往日本的所谓“和平条件”。原来,在当年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的开罗巨头会中,原有任何盟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谋和的决定。如果缪某真的是代表国府谋和,岂不是有违斯议。
于是,在美国询问下,国府乃以处决缪斌、作为否认议和的最有力表白,而缪某也就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在苏州受审,同月八日判死,五月二十一日执行。成为肃奸文上第一个明正典刑的汉奸。原来,国府对大小汉奸审理,早就有着量刑标准：伪“维新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和汪伪政府最高头目,都判死刑。二、伪省长以处死刑为原则,伪部长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七至十五年徒刑,伪局长为三至五年徒刑。三、其他有涉嫌之处而被拘到庭者,原则上一概处以二年半徒刑。缪某原仅任伪立法院副院长闲职,胜利前又已“赋闲”在家。照例本不致死,但因牵涉盟国的违约嫌疑,因此被拿出来开刀祭旗,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