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恰好是一场革命的巅峰时刻—一在西方,科学探索这列失控的火车开始加速,而宗教却日渐衰落。其中一些力量已经在君土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了出来火药的威力、帆船的优势、中世纪攻城战的寿终正寝。在之后的70年中,欧洲将会涌现出很多新发明、新事物和新人。比如:黄金补牙术、怀表、星盘、航海手册、梅毒、《新约》的翻译、哥白尼和莱奥纳多·达·芬奇、哥伦布和路德,还有活字印刷术。
谷登堡的发明给大众传播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传播了关于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的新观念。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150年中,欧洲的印刷机生产出了海量的关于圣战和反伊斯兰教宣传的文字材料。保存至今的年代最早的现代印刷品之一就是1451年教皇尼古拉五世批准募款以抵抗土耳其人援救塞浦路斯的特赦授权书。在全欧洲范围内,类似文件的成千上万个复本得以传播,另外还有对圣战的呼吁和大开本传单
现代的报纸的前身传扬了关于反对“异教徒的苏丹的可鄙威胁”的新闻。接踵而至的是书籍的爆炸—1480~1609年,仅在法国就出版了80种关于奥斯曼人的书籍,而同时期以美洲为主题的书籍仅有40种。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之下,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又
次努力煽动宗教圣战。这些宗教战争一直持续到16世纪。1459年,深感整个基督教文化受到严重威胁的教皇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了一次会议,力图将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给时局定了基调。教皇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这样激情澎湃的言辞还是没
能促使人们付诸实际的行动,就像救援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一样。欧洲各国互相嫉妒和猜忌,一盘散沙有的国家则过于世俗化,对宗教不感兴趣—永远也不能再次以基督教之名联合起来。一直有传闻说,威尼斯人秘密帮助了奧斯曼军队在奧特朗托的登陆。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的确被煽风点火起来。直到200年后的1683年,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前进步伐才被彻底阻挡住。
在此之前,这两个宗教世界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既有真刀真枪的热战,也有冷战,这场战争将在种族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迹,并将两种宗教之间的碰撞的大小事件都串联起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都唤醒了对十字军东征的深度回忆。奥斯曼帝国的危险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的继续;“土耳其人”取代了“撒拉森人”,成为欧洲人对穆斯林的统称。“土耳其人”这个词的言下之意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对手。双方都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生存斗争,因为对手执意要毁灭世界。这是全球意识形态冲突的原型。奧斯曼人一直抱有圣战的精神,如今这精神与他们帝国霸业的使命感联系了起来。在穆斯林中心地带,人们又一次对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红苹果的传说非常流行。在罗马之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也先后被认为是红苹果的所在地。除了这些实际的目标之外,红苹果还象征着对伊斯兰信仰最终胜利的弥赛亚式的信念。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到1536年,“土耳其人”这个词在英语中已经有了“行为如同野蛮人或生番的人”的含义。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典型例证)对这些观念火上浇油:印刷术。

在中世纪充满神秘主义的大环境下,天象的预兆和不合情理的天气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斗志,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清晰表现。其实,这些恐怖现象的真正原因在遥远的太平洋,能与人们对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最骇人的想象匹敌。大约在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200英里处一个叫做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了大爆炸。8立方英里的熔岩被射入平流层,其爆炸力是广岛原子弹的200万倍。这是中世纪的喀拉喀托①,对全世界的天气造成了影响。火山灰被全球暴风裹挟到世界各地,造成气温下降,对从中国到瑞典的农业收成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原本和佛罗里达一样温和,却连续下了40天的雪。在英格兰当时对树木年轮的记录表明它们的生长严重受挫。来自库威岛的富含硫黄的颗粒物很可能就是1453年春季困扰君士坦丁堡的不合情理的寒冷以及反复无常的大雨、冰雹、浓雾和降雪的罪魁祸首。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物还造成了耀眼的落日以及奇怪的光学现象。在5月26日笼罩圣索菲亚大教堂铜屋顶的可怖的光带很可能就是火山灰颗粒物造成的,或许还有圣艾尔摩之火(大气放电造成的闪光)的影响。就是这个奇异现象让守军以为上帝抛弃了他们(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导致的耀眼光芒令纽约人同样惊慌失措,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更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容易误以为那是失火所致,所以去呼叫消防队)。

1451年2月,穆罕默德二世住进了埃迪尔内的皇宫。他的第一个行动令人震惊,也极其果断。穆拉德二世驾崩后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艾哈迈德,即穆罕默德二世的异母弟。几天后,小艾哈迈德的母亲正式觐见新苏丹,表达对他父皇去世的缅怀。穆罕默德二世派遣一名宠臣阿里贝伊到后宫去,将小艾哈迈德溺死在浴缸内。第二天,他以谋杀罪将阿里贝伊处决,然后把那位伤心欲绝的母亲嫁给了一位贵族。这个残忍而精明的举动将奥斯曼宫廷的权力斗争推
向了符合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人能统治;为了避免分裂和内战的可能性,只有一个皇子能存活。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比令拜占庭衰败不堪的无休无止的内战要强得多。穆罕默德二世一下子就澄清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规则,后来还把这个兄弟相残的手段写进了法律:“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他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大多数法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可。今后将按此执行。”从此以后,每位新苏丹登基之时,都将大开杀戒。这种残酷手段在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这位新苏丹的十九位兄弟全部被处死。尽管如此,这种兄弟相残的法律未能阻止内战的爆发:受威胁的皇子们常常会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穆罕默德二世本人就将受到这种悲悲剧的摧残。君士坦丁堡人应当从小艾哈迈德之死了解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本性,但他们似乎没有学到这个重要的教训。

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之时,朋友和敌人都同样哀悼他。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宣称“那些凭借神圣誓言与基督徒签订的协议,他是始终恪守的。他的愤怒都是短暂的。他厌恶战争,热爱和平,因此和平的天父赐给他平静的死亡,而不是让他死于刀剑。”假如这位希腊史学家得知穆拉德二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的建
议,一定就不会这么满口溢美之词了。15世纪40年代拜占庭对奥斯曼帝国内战的干涉让穆拉德二世确信,只要君士坦丁堡还是奧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块基督教飞地,帝国就永远不能稳固。“他给卓越的继承者留下的遗产是,”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写道,“树立起圣战的大旗,目标是占领那座城市…有了那城市,他就能保护伊斯兰人民的繁荣,打断可悲的异教徒的脊梁。”